公款吃喝泛滥且经久不治，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无疑已经成为顽症。然而，顽症虽然可恨，于政府治理而言，却同时意味着改善空间。据报道，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今年10月12日起，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内部公示制度，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当地纪检部门还印制了1.5万张印有禁令的“黄牌”，下发给每一位副处以上的干部，并要求这些干部随身携带。

　　从武汉经验所强调的公示制度来看，大体属于政府部门自我立法又自我阐释的范畴——自行决定公示哪些内容、向谁公示，又不承担公示之后的作为，民主机制下公示制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基本上一个都没有解决，实在是自说自话。

　　多年来，类似的地方制度创新，动机光明正确，形式轰轰烈烈，效果看似明显，暗淡结局却无一幸免。当年的581廉政账户、廉政宣誓、廉政签名、廉政公益警示牌，甚至贤内助反腐等等，面世之初，无不为当地政府引以为反腐利器、创新之举。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创新，常是地方官员政治投机之下的无效创新，除了徒增行政成本，简直一无所获。既使是一些地方官员想有所作为，也往往迷信行政系统可以自察自纠。无论何者，都无心力无胆量引进外部的监督，只会使之沦为扯淡。

　　现实地看，公款吃喝泛滥等腐败问题，所以沦落到即使社会集体脱敏也不可根治的地步，舍权力监督之本、逐形式创新之末的惯常路数是其主要原因。以武汉市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来说，尽管看起来收效明显，但广泛的民众反应仍然是质疑——这种质疑所指向的，正是地方政府徒具形式缺乏实质的伪创新。具体而言，公款接待公示制度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与透明财政两大制度缺陷。一方面，公款接待仍然被定义为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而不为公众所知，所谓公示也仅仅是单位内部的公示，仍旧不脱内部监督的局限；另一方面，行政经费的使用仍然极不规范，用多用少用于何处，依然缺乏公共财政应有的透明度。这就使公款吃喝的治理，仍旧停留在制度漏洞的原地，全无根本改善的迹象。

　　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创新举措面前，民众吝啬自己的叫好并不奇怪。如果我们确信人民群众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人，就不要怀疑民众的辨析能力，尤其是他们对于公权运作的切身感受与种种洞见。

　　放眼考察各国现代政府的治理情形就不难发现，在遏制公款吃喝接待上，集中如此之多的“创新”智慧，耗费如此之大的行政成本，着实难见。在发达的民主国家，非但没有针对公款吃喝的专门法律法规，对于政府经费的使用监督，也细化到一份菜单的公布、接待效果的反馈。自然地，使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官员，对于任何一笔开支都必须向公众有清楚的交待。

　　据报道，武汉市自开展公款吃喝治理半年来，公务吃请费用比去年同期下降38%。如此惊人的“节约效果”，几乎要令一个吃请绝迹的节约型政府呼之欲出。然而，这是否就完成了公款接待公示制度的合法性与先进性论证？在庞大的公款吃喝基数上的少量回归，民众如何相信根治公款吃喝已经就此告捷？不客气地说，这样的制度创新效果，只会再度掩盖公款吃喝泛滥背后的根本问题，使种种耗费资源的政策努力，再又成为于事无补的无效创新。因此，公众实在有理由谢绝如此虚假的创新举措，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对公权运作的现状抱以担心。

　　（南方都市报社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