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制晚报》报道，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昨天发布了2006年全球腐败报告。这份报告是通过对全世界62个国家和地区的59000人进行民意调查后得出的，调查突出了一些普通群体遭遇到的腐败经历。调查结果显示“腐败已经渗透到公众的生活中，并且已经扎根”。另外，有证据表明人们最普遍贿赂的对象是警察，原因就是警察与普通人的接触最多。

　　腐败的最高形式是社会腐败，即腐败从政治领域蔓延到社会领域，从官员腐败扩展为人民腐败。此时的腐败会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民主成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在社会腐败中，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包括普通公务员、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学生等等普通群体也统统参与进来，形成了各自领域内的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等，建构了全社会参与的腐败体系。这种腐败不仅存在于政治、商业活动领域中，也存在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甚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同时，社会腐败一旦形成，这个社会便开始丧失了反腐败的民间动力，因为社会腐败也是专制权力的天然朋友——腐败的人民更加容易被收买和被奴役。

　　对照中国的现实我们当可发现，在政治腐败之外，社会腐败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开始习惯于不公不义并依靠其而生活。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发票国家”里，许多必要的开销都需要拿发票来报账，而你手里并不总是恰好有这些票据，于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商家在给你开发票时会很自然地问你开什么用品，如电视机可以开成电脑、食物可以开成办公用品等。以前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辜负了人家的好心，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人家是在好心地引诱我“犯罪”。不过，这种感觉现在已经越来越淡漠了，而且说实话，我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可以自始至终在这种“造假工程”中一尘不染。这种对造假的默认、习惯和某种程度上的依赖实际上就是社会腐败自我教育、自我传承的过程。就这样，社会腐败开始影响我们群体和社会的品质，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默认的价值。

　　对一种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普遍选择的社会现象，单纯从道德上谴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官员和人民从事腐败活动，不是因为他们喜好此道，而是由于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下，腐败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太大，以至于腐败成了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反而不腐败却会付出巨大的、个体无法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普通人远离腐败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面对当下境况，任何关于“道德重建”的提法其实都是假命题。历史上那些试图大规模改变人性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在“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也没能把人变得更好，反而是把人变得更坏。面对社会大众参与的腐败，真正应该重建的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同社会腐败根源于政治腐败一样，要解决社会腐败也必须先解决政治上的问题。

　　一个普通人之所以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缺乏对这个国家的责任，认为这个国家不是他的，腐化了也不可惜，自己只要从中分一杯羹就好了。社会腐败滋生人民的自私自利，而铲除社会腐败唯一的指望也正是通过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把“私民”变为“公民”。也就是说，这种普通人对其国家疏离只能通过对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来改变，除此别无他法。在雅典等民主国家的历史上，公共政治生活不仅是人民的当然权利，而且还承担着重要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这是因为，只有公共政治生活才能把国家真正地还给人民，从而激发其道德公心；也只有公共政治生活才能够彻底把一个普通人从蝇营狗苟的私利追逐中解脱出来。而我们的期待则更加单纯——在开放的公共政治生活中，一个公民有选择不腐败生活的自由与冲动。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