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五周年了，这五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快速增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就是WTO效应:更深、更广泛地对外开放，让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得了更多机会和资源，它转化成了快速增长的GDP。不过，仔细分析或许会发现，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虚幻效率，很可能对体制转轨产生了某种抑制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且来看两方面的例证。

　　近几年来，长江三角洲部分省市的经济异军突起，比如前一段时间人们热烈议论的苏州模式，及与其类似的昆山模式。它们的成功靠的就是开放背景下极为慷慨的招商引资政策。昆山市政府曾经把“亲商、安商、富商”作为政府的执政纲领，政府的整个工作都围绕招商引资及稳定外商投资展开，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

　　由此，这些地方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甚至是超常规增长。但让人略感奇怪的是，在这些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当滞后。迄今为止，上海、苏州、昆山均是如此。

　　很多人以“非公经济”比例来衡量市场化程度，考虑到近几年严重依赖外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计算很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所谓非公经济，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当然，外商投资企业也是民营经济，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着各级政府给予的种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制度性补贴，因而他们享有某种程度的特权，一种与国有垄断企业性质不同但同样损害市场秩序的特权。

　　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扩张，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水平在提高。相反，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而倾向于引进规模大、技术成熟的外资以期在短期内实现本地GDP和税收的快速增长，为此而采取的政策，对本地民营企业构成一种制度化的歧视，从而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育。

　　这种情形在当下的温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温州的民营经济当然已经十分发达，但新到任的当政者决心改变这种发展模式，模仿苏州模式，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地投资。为此政府出台了种种优惠政策，比如跨国公司可以低廉价格方便地获得土地。而当地民营企业早就面临着这种资源约束，在政府优惠政策下，外商投资企业获得这些资源，意味着民营企业被排挤，丧失了本来可以享有的进一步发展空间。

　　再来看另一种情形。

　　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近些年来，电信、石油、金融等行业的大量国有垄断企业纷纷改制并到境外上市。然而，改制上市的结果是强化了相关行业的垄断。原因在于，上市会产生一种绑架效应。这些公司享有的强有力的垄断地位，在境外投资者对这些公司股票的估价中占有相当高的权重。因而，任何可能削弱这些公司垄断地位的政策措施，都会引起其股价的急剧下跌。几家电信公司股价就经历过这种风波。这把决策者置于一种困难境地。既要考虑中国概念在外国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也要考虑公司的承受力。垄断企业在境内上市会产生类似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部门理性的选择就是继续维护这些公司的垄断地位。事实也正是，近几年来，电信部门的市场化没有任何进展，石油行业甚至倒退了，垄断企业反而利用产业政策挤垮了很多民营企业。改制上市反而成为了维持垄断的坚固盾牌。

　　事实上，开放的环境本身就可能给维护这种垄断以借口。不少人相信，在当下，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环境越开放，越需要一批强大的民族企业，而国有垄断企业就是民族的代表。因而，9上世纪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高，而政府维护某些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也越来越完善，而停止了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违反常识的观察结论。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谈论开放推动改革。但归根到底，开放跟改革其实是两码事。开放当然十分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本身就是市场化的构成部分。不过，事实似已表明，这两者既可能相互推进，但在特定情况下，开放也可能抑制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当各级政府官员预期到，超常规开放吸引的外商投资在短期内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们就会忽视体制内在的缺陷，满足于开放带来的增长；为了维持这种增长，政府官员甚至停止乃至逆转对内开放市场的进程。

　　从长远角度看，目光短浅的开放带来的增长是虚幻的。这种增长幻觉消失后，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国经济现在可能就处在关键的转换点上。问题是，开放带来的增长幻觉会消磨改革的意志，并培育出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则改革能深入下去吗？

　　（南方都市报社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