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开处理”罪犯，中国人并不陌生。在十年文革期间，神州大地触目都是。但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又在代表改革开放先进文化方向的特区再次出现，仍然令人诧异。

　　上海律师姚建国站了出来，直接上书全国人大，要求纠正深圳福田警方公开处理涉黄嫌疑人的做法。这是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因为保障人权正日益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也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的价值观。姚建国律师的行为，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社会近年来在人权理念上的转变。

　　“公开处理涉黄嫌疑人”这件事，之所以会成为有争议的热点新闻，也表明社会大众对人权问题的兴趣，说明在开革开放的过程中，人权观念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了。

　　“罪犯就没有隐私权？”“违法犯罪有相应的处罚程序和标准，但并不代表要剥夺违法人的所有权利。”这样的质疑是理性的。

　　但有“司法人士”指出：“‘公开’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做到的是立法公开、司法公开、行政公开。那么，公安机关的‘公开处理’、‘公开逮捕’，法院的‘公开审理’、‘公开宣判’都是合理合法的，也应该提倡。”

　　必须承认这位学者泛泛而谈的话是对的。但就深圳这个具体问题上这样讲，则有误导读者的嫌疑。因为他没有直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空谈法理上的公开原则。

　　显然，法理上的公开和“深圳公开处理涉黄人员”的“公开”是两回事情。因为法理上的公开是对执法机构而言的，他们必须公开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却不应该公开涉案人员的私隐资料。

　　其实，学者根据法理原则，很容易判别这件事情的对错。因为有法理原则是这样的： “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除非法律许可；公民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法律禁止。”学者应该很容易发现，我国的法律里，找不到任何支持深圳警方这样行为的条文。因此，深圳警方的所谓公开处理，是违背法理原则的。

　　有受访警察表示：“公开处理、示众逮捕，长期以来是警方震慑、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一种方式(尽管是一种非常规方式)，并无违背法律程序之过。”这段话正是令人担心的。诚然，警察也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规方式，却认为不违法。他的依据就在这是 “长期以来”的做法-------不知道这个长期是不是涵盖了文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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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