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弱势群体“买得起”2008年奥运门票，舆论要求奥运门票保持低价格；为了让弱势群体“买得到”，舆论强调售票机制的公平、公开。这当然是公共舆论的应有之义，但在奥运门票“绝对有限”的情况下，让拥有“买”的权利者全都“买得到”（即使是其中的千分之一买得到），则是一种妄想，而既然买不到，“买得起”也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人们强调的是机会的公平——要让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拥有均等的观看奥运的机会。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均等”呢？唯一的法子是“摇号”——中国13亿人，每个人都可无条件参加“摇号”；为了避免富人出高价向穷人收购门票，变相剥夺穷人的“权利”，还必须规定“奥运门票实名制”，不允许转让、不允许出售；而为了保证摇到号的人有钱购票、有钱坐车到北京，到了北京还要吃、住、行，国家财政还必须拨出专款，对其中的困难群体给予救济。将“权利”拔高到无以复加，是不是只能如此？

　　奥运门票实行低价位（最低价30元），舆论欢呼“农民工也能看奥运了”，更呼吁“不仅让农民工买得起还要买得到”。但如何让农民工“买得到”呢？即使规定农民工“购票优先”，甚至为农民工预留票额，但如下一个问题无可回避，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让谁“买得到”让谁“买不到”呢？再者说，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农民工“购票优先”，那教师呢，军人呢，市民呢，学生呢？身份决定权利，是一种怎样的循环！

　　人们总是在义正辞严时失去了应有的理性。比如，为了“让农民工也能看奥运”，我们就要让农民工既能“买得起”，又能“买得到”，但买到票的农民工真就会兴高采烈地去“看奥运”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最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将门票转手，以赚取其中的差价。毋庸讳言，对于农民工来说，“观看奥运”是有点太奢侈了——30元的定价，何来“奢侈”？但关键不在定价，而在于门票的市场价值：30元的票可以转手卖100元甚至200元，而不转手，农民工舍得吗？

　　奥运门票价格远低于其市场价值，低到农民工都“买得起”，其结果是让每个买到票的农民工都成了“票贩子”；若能得此结果也不错啊，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嘛，但事情往往如此：一遇低价，享受低价好处的总是强势群体，农民工要做“票贩子”，安可得乎？这其实并不出经济学的常识，现实中也常见。比如，挂专家号，费用高了，舆论不愿意，说是“为富人服务”；费用低了呢，则无论多么不要紧的病，都要找专家来看，于是专家诊室人满为患，专家号供不应求导致“短缺”，而短缺又衍生出一个“专家号贩子”与“腐败”。但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倒果为因，说是“票贩子”与“腐败”导致了“挂号难”。

　　几乎是必然的，黄牛党猖獗是2008北京奥运难免之局。而提前应对之法，则是让价格由市场决定——唯有市场，才能达到最大公平。价格由市场决定不仅可以有效消除“票贩子”，还可以有效消除“腐败”，因为“票贩子”与“腐败”的目标都不过为了利益，而只有实行市场价才会将其利益空间压缩到最小。当然，黄牛党依然会存在，但我认为人们应该接受黄牛党的存在，黄牛党预购门票车票伺机出售，与期民之买期货、股民之买股票，并无区别；黄牛党也只在一种情况下稳赚不赔——定价远低于市场价值。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