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前天正式发布《“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强调要把人才引进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分肤色、不分国籍地引进人才。而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科技工作要把引进顶尖人才作为重要考评指标，对引进顶尖人才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科技部制定如此政策，旨在通过引进人才，迅速提升中国的科研水准。但此种政策能收到多大效果，甚至是不是会产生负面效果，值得思量。

　　提升研究机构或大学的科研水平，依赖三项因素:资金、人才及制度环境。通常情况下，资金最容易获得，事实上，过去十年来，政府的科研拨款持续增加，企业尤其是非公有企业的研发投资也大幅度增加。

　　当然，徒有资金是不够的，若没有一流的科研队伍，单靠金钱种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科研水平低，必然意味着该科研体系所培养的人才水平高不到哪儿去。打破这种低水平僵局的有效办法，就是派人到外部学习，以及直接从外部引进高水平人才。

　　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一直伴随着外部人才的引进，上个世纪上半叶，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都雇用了外籍教授，或者聘请外籍教授访问讲学。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于1935－1936年间在清华大学任教。

　　今日政府欲大幅度提高科研水平，以期与大国地位相称，引进人才之必要性更为殷切。而在全球化时代，科研人员流动性增强，通过采取某种措施吸引高水平人才，具有较大可能性。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似已证明这一点，该校创办于1991年，但短短十余年已成亚洲名校，其成功秘诀之一即是在全球范围广泛搜罗优秀人才，该校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人数共约450名，来自全球35个国家，各级教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其中75％的教授是从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取得的博士学位。

　　这一成功经验令内地众多大学，尤其是在国内已处于一流水平的大学羡慕，并纷纷模仿。各校纷纷采取措施从全球范围，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吸引高水平科研人才，并为此投入不少财力、物力。此番科技部高调提出引进人才的战略，似乎也准备走高校通过引进人才提升科研水平的捷径。

　　然而，这条捷径并不容易走。丘成桐先生前不久对北京大学引进人才的效果提出质疑。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内地大学与科研机构引进人才中的问题，却已透露一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科研机构和大学本身严重行政化，很自然地，人才引进也是行政主导。而这将令人才引进的效果大打折扣。

　　人才引进不应一味追求高新尖，理想的引进人才策略是，被引进的人才既具有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又能够与本机构现有的科研力量有机衔接。这样，通过引进一位或一组高级人才，即可带动本机构的整体科研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行政官员或者已经行政化的科研人员是否具有辨别这种人才的能力，令人怀疑。

　　这一问题表明，能否引进人才，开放的心态与充裕的资金固然十分重要，但学术研究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及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即学术制度与学术精神，可能更为重要。目前各机构吸引人才，受限于物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过于重视物质待遇上的优惠。然而，对于真正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待遇很可能不是最为重要的。但假如没有优良的治理结构，没有自由的学术空气，没有单纯追求学术进步的那种相对纯净的小环境，则恐怕难以留住人才。更进一步说，制度不良而待遇优厚，很可能吸引到一些具有投机心态的人才。

　　科技部又准备对引进顶尖人才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这将具有很多负面效果。在经济领域，各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给引进投资的官员给予奖励，结果引发大量问题，尤其是引发地方之间的引资战，导致各地政策竞相奔向底线。可以预料，对引进顶尖人才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可能诱发各机构出现优惠政策大比拼，甚至可能诱发机构负责人与被引进人才的某种合谋，其负面作用将远大于其激励作用。

　　凡此种种表明，对于人才引进政策本身，似乎不应过分迷信中国或许需要采取一些人才吸引政策，但对于这些政策的限度理应有所认识。否则，迷信短期化的吸引人才政策，尤其是不合理的奖励政策，或许能在短期带来人才云集的场面，令学术机构及政府监管部门忽略进行学术制度改进。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将始终无法获得一个稳固的制度基础。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