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参加一个无主题传媒讨论会。会后，兼任同声翻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老外”对与会者的发言印象最深的是，发言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专业精神”这个词语，并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听了心中暗笑：还不就是缺什么吆喝什么。而今，我之所以再次想到“专业精神”这个词语，是读了近期《南方周末》和网上关于是否该给杀人者邱兴华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讨论。从有关报道看，这件事有正负两个典型。

　　一个典型是缺乏“专业精神”的一审辩护律师。他之所以不给邱兴华申请精神病鉴定（做无罪辩护），自言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就是说他没有遵守一个律师的专业规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代理人争取最大的权益），而把自己的得失放在了首位，不愿承受可能的压力，生怕得罪了社会舆论和公诉方。

　　另一个典型就是有高度“专业精神”的精神病医生刘锡伟，退休优游的他，偶尔得知了邱兴华案，凭专业知识和职业习惯，他感觉邱极可能是“疯劫”型精神病人，于是不顾年逾古稀，自费东奔西走，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慨，为邱兴华争取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也就是寻求司法公正和人道对待的机会。无论鉴定结果如何，刘锡伟的“专业精神”都值得敬佩。

　　当下的中国太稀缺这种“专业精神”了。“专业精神”的养成和内化需要许多条件，而“专业精神”的扭曲和沦丧，当然也与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关。本文无力对此展开论述，只是想提出这个概念和问题，只能算是“呼唤”一下。

　　所谓“专业精神”，在我看来，至少可分三个层次。

　　“专业精神”最高的境界，是对“专业”的专注达到了物我两忘。古有叙拉古的数学家阿基米德，城池被攻破，罗马士兵闯入他的住宅时，老人正在地上埋头画几何图形，怒斥士兵踩坏了他的图。近有白求恩大夫，于枪林弹雨中抢救伤病员，就像在大都会的手术室一样不分心。若问当下中国为何难出大师级的人物？缘由很多，先问有几人的“专业精神”达到了这样专注的程度，做得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次一等的“专业精神”，是基于良知良能的对高专业水准的追求，求真求善乃至追求尽可能的完美。比如非典袭来时，不计荣辱讲真话的院士钟南山、舍生忘死报道真相的调查记者柴静。其反面，如毫无专业精神，或为交差或为创收，不惜用残忍的刑讯逼供手段蓄意制造佘祥林式的冤假错案的公务人员。

　　再次一等的“专业精神”，就是遵守起码的专业规范。不见利忘义炮制假新闻或甘于收买搞“有偿不新闻”，不做假账，不出虚假统计数字，不向病人索取“红包”，不看见传染病人就跑掉，不把手术钳留在病人的体内……诸如此类，在当下能做到也算难能可贵了。践行这最起码的“专业精神”，也包括两方面的素养，一是坚持职业操守，二是要有职业训练。

　　150多年前，龚自珍感叹中国人才之缺乏，说到当时连杰出的强盗也没有。他吁请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如今呼唤道德和人才，不妨从呼唤“专业精神”开始吧。为此，首先要净化和创造“专业精神”生长发育与普遍践行的社会条件。

　　□鄢烈山（知名杂文家）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