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显示，在截至2003年的两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国内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发现。据北师大经济学教授钟伟统计，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九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

　　这些分析结果均显示，虽然中国有钱人愈来愈多，但贫富不均现象却也显著加重，它向中国政府缩小财富差距政策的基础提出了挑战。

　　中国缺少慈善文化，再加上企业家们和富人群体刚刚富裕起来，财富基础还不扎实，指望慈善这种三次分配来调节贫富悬殊似不现实。因此出路还是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但是在主流政策话语里，收入分配差异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善。言下之意是，似乎只要市场机制完善了，收入分配自然能够得到改善。应该说，主流政策话语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开错了药方。因为收入差异的主要问题是出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上，尤其是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就会显得无可奈何。

　　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本质上是国民收入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般来说，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应当强调效率，但也要重视公平，特别要重视机会公平；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强调公平，但也要重视效率，尤其是重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换言之，一次分配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总的有利于效率提高。但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的因素，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收入，使得一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拉大。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好一次分配领域机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至少有两大因素在制约着中国政府改变分配收入和贫富差距的努力。

　　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比如，中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而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农民工从事的，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二是结构性的经济垄断。在今天，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也往往也是垄断企业，如电力、铁路、电讯、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另外，越是垄断性企业，工资管理越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导致着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可以说，只有一次分配中处理好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遏止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贫富扩大趋势，实现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