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话题再热。今年7月以来国务院开了教育形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教育工作座谈会，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展开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直在脑海里盘旋”的几个问题，希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办出高校的特色，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温家宝总理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总理的思路很清晰。所谓高等教育质量、高校特色如何，终归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上：出大师级人才。总理所焦虑的，不仅是高等教育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高教以及教育的范畴。因为，“大师”，标志着一个民族、社会的高度。

　　“大师”这个名词虽说不甚明确，但从教育、科学而非民俗、生活的角度看“大师”，总和“创新”、“世界前沿”等概念密不可分。出大师级人才，根本上说来是社会活力、创造力和社会人文环境问题。诚然，正如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所说，“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大学开始，就太晚了”，“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研究型大学要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到此还不行--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社会精神的激励作用，公共政策的奖惩作用等等，都和能否出“大师级人才”相关。

　　中国人在智力上，和其他大师辈出的民族比较并无明显差别。并且，人口众多这一条意味着具备“天才基因库”优势。智力上没理由不自信，“硬件”的条件现在也不必很多的抱怨，我们有不少大学的大楼、大门都很好嘛，也有大学副校长能拿出上亿元资金炒股，要说大学没资金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强调“硬条件”不能成立，早年在民族危亡时期，西南联大这个破破烂烂的战时大学，产生过60多个院士，包括杨振宁和李远哲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士，这很能说明问题。

　　学术繁荣，创新活动活跃，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要有启蒙性的、社会化的学术精神熏陶；二要有长期的学术传统和持久的资源积淀。一个大师，需要几辈人的知识积累和学术传承。这个过程必须没有被打断，必须始终坚持了研究的方向，大师才不会被灭掉，最终出个正果。

　　我们社会不出杰出大师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反思这片土壤的特性--在没有达成“基本诚实”之前，大谈创新和发现没什么意义，科学、创新和赖此矗立的大师，无法产生于适合“虚伪小人”生长的土壤。精神的独立，人格的卓越，思想的飞扬，和大一统的社会要求及官本位的体制格格不入。我们目前所重视的，应是很基础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和真诚。

    造就一批大师级人才，也不是一代政治家、教育家所能完成的任务。政治家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最具关键意义的贡献，即确立适合自由思想、鼓励追求真理的社会环境。如果这一体制具有“开始确立”的意义，那么政治家的贡献即达至高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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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江西新闻网·八角楼评论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