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利益集团”是今年公然见诸媒体，并引发讨论的新词语。它本该是很中性的描述，并不含贬义。每个人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属于某个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既然生活现实还不可能没有社会分工，还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等，还有生存和发展竞争，就应当承认每个人、每个行业、每个不同的群体，都有他们的特殊利益，只要是合理、合法的。

　　比如说，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唱高调，是应该没有；其实，考之世界各国，这个“集团”是应该有其特殊利益的：他们中的精英也应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有较好的退休养老保障。对于这种“特殊利益”，普通大众是能够接受的。

　　然而，人们现在所指称和所抨击的“特殊利益集团”却不是上述涵义，它等同于“特权利益集团”，其“特殊利益”并非基于社会分工，得到代表民意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当赋予，而是利用公权和特殊地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获取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4日披露，通过对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使用情况的连续调查，该报记者发现，如北京市缴纳公积金月缴纳额最高为9万元，月缴纳额最低仅90元，两者相差1000倍。有关监察部门组织的对长沙市住房公积金调查中发现，该市月人均缴存额排在前10%的单位，主要为烟草、电力、电信及金融业等垄断性行业。例如，长沙某烟草公司2005年每人月均缴存额6060元，而同期长沙缴存额最低的一家建筑企业人均月缴存额仅为8元，两单位缴存额相差达737倍。一项调查结果报告表明，2005年，乌鲁木齐市个人月平均缴存额287元，月缴存额前10位的个人，全部属于金融、烟草销售和移动通信行业职工，个人平均月缴存额7341元，是全市平均数的25.6倍，最高达到8758元。

　　这样令人怵目惊心的数据，无可辩驳地表明，烟草专卖、电力、通讯及金融等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若干个不公不义的特权利益集团，不论谁拿出多么堂皇的理由(诸如“国家利益”之类)都无法为其掩饰为其“洗白”。这也正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公平正义的缘由之一吧。

　　人们对“特权利益集团”不满是有理由的，但是请不要株连“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词语。既然承认社会分殊，承认需要社会利益整合，那就要正大光明地承认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首先让它们公开化。不正当特殊利益(即特权)集团是不敢公开的，总要拿漂亮言辞掩饰自己的真面目，而正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不怕亮出自己的旗帜。我们应当揭露前者的假公济私，使之接受公众监督。而对于后者，则应公平地提供“场地”，让他们进行公开的对话、协商、谈判——时髦的说法是“博弈”。

　　这些天，卡拉OK版权收费的三个试点城市京沪穗的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组织，通过上书发表声明等方式，明确表示“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对于中国音像协会开展的这项收费究竟是否合理合法笔者说不清，但很欣赏行业协会为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据理力争的姿态，大大改变了行业协会“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坐轿子”的既有形象。

　　人民网“强国论坛”日前请国内电动车的领军人物倪捷、学者杨鹏做客答网友问。杨鹏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电动车的“路权”讲公共决策的程序公开、程序民主问题。而倪捷则在回答网友“你今天的访谈是否带有保护你电动车的私心”时，痛快地说：“问得好啊，问得尖锐。我就是利益集团，但我是公开的利益集团，不像有的利益集团是躲在后面行动的……”

　　此语可谓君子坦荡荡，直言不讳。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堂堂正正进行博弈，所谓“明人不做暗事”。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