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与腾讯新闻中心联合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4130人参加）——“你对人生缺乏热情吗”，结果显示，71.0％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55.0％的人对人生缺乏热情。（《中国青年报》11月27日）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结论，也是一个让我们并不陌生的、似曾相识的结论。工作生活的压力太大，是受访者认为年轻人下滑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这是对社会空前压力的反抗还是个体的生活的焦虑，都无法阻止我们看到问题的实质：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危险征兆。在笔者看来，正是向社会下层流动的危险迹象才导致了人生缺乏热情和个体的社会焦虑。试想，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通过奋斗和努力都有向上流动的可能，谁会主动处于“下流社会”呢？相反，如果通过奋斗和努力，还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光明和希望，恐怕就只能导致个体焦虑的出现。

　　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提出的“下流社会”，并非单指贫民，更泛指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动力普遍低落的年轻世代，这些人没有进步的企图心，终将从中流阶层沦入下流社会。但是这个概念恰当地描述出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日本社会逐渐分流，有钱人愈来愈有钱，中产阶级却逐渐向上下移动，而其中大多流向低收入的底层。如此，形成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落的“M型社会”。更不幸的是，美国和欧洲也出现了中产阶层消失的现象，换句话说，“M型社会”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通病。而我国公众“还没爬到中层，就开始往下掉了”的论调也验证了这种迹象。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就指出，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等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跌到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笔者以为，阶层的向下流动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也就是说，人生缺乏热情和个体充满焦虑是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必然结果，可以认为“M型社会”的危机也隐藏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阶层鸿沟、贫富差距扩大都是这种现象的折射。

　　笔者以为，在个体充满焦虑和人生缺乏热情的状态之下，政府不能成为旁观者，而应主动消解公众的社会焦虑。我们知道，公众的社会焦虑开始于某些不安的心理倾向，如果引起这些不安心理倾向的因素没有及时消除，便会引发起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如果不被及时遏制，便极有可能在公众之间传染，促使社会焦虑蔓延，引发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问题的发生并不是由个人或少数人引起的，也不是由少数人负责的，它造成的后果是社会性的，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这样，它的消除和解决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对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力量的交汇合作才能改善和解决，因此，政府必须主动解决这种社会焦虑，而不能被动式地防御。

　　本则新闻表明，我国公众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焦虑之中，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社会就只能在焦虑状态下前行，而这种状态下的前行，注定是病态的。那么，笔者以为，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收入流动机制，让公众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只有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入流动机制，才能消除公众的紧张状态。如果一定时期向上流动即向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大于同期向下流动即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则表明整个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在改善，相反则表明恶化。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实质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而且通过收入流动也可以大大减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进而缓解社会成员的焦虑，激发人生热情。

　　“下流社会”的实质是阶层向下流动，政府应主动消解个体的社会焦虑，不但让公众看到而且应保证公众向上流动的可能！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