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湖北宜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武汉铁路局原副局长刘志祥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4年来坚持举报刘志祥的汪汉林却仍在上访，为此案弄得倾家荡产的他尚未获得一分钱的举报奖励。（11月2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正如湖北省委信访办一位工作人员所言，老汪是“幸运”的，因为他“能够把贪官告下来”，而“有好多举报没有成功”。但他又是不幸的，与许多腐败的举报者一样，举报让他遭受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损害，让他流血亦流泪——几次遭毒打、数次搬家、夫妻离异、得不到奖励……

　　汪汉林的遭遇折射了时下举报腐败面临的某些困局，具有普遍意义和探讨价值。就举报奖励而言，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奖励举报人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尚缺少附加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使这个规定在实践中往往遭遇执行难。当然，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在人为，在一些地方，奖励已经实行——如北京检察院就规定举报腐败奖励上限为10万；湖北省检察院是8000元。

　　汪汉林至今分文未得，显然并不全是缺乏奖励标准、难以执行的问题。从审判刘志祥时连个旁听资格也不给他、判决半年时间没有一个部门过问汪汉林等种种“异象”中，就能嗅出一丝别样的味道。如果对举报腐败表面赞许，实则冷落，对举报者来说就可能是一种非直接的“软报复”。

　　反腐败，从来就不只是反腐部门的事；在腐败现象依然严重的现阶段，打一场反腐的人民战争很有必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人民群众勇于举报腐败。如果类似汪汉林的遭遇得不到补偿，就会对国民进行“反教育”——举报没有好下场，即使被举报人倒了台也一样。

　　所以，如果想真正掀起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就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激发和保护举报者的积极性，让那些受尽非难的举报者得到肯定和安慰。具体到举报奖励，窃以为，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具体标准，或出台固定的奖励标准，或按查处金额提成。如韩国规定，向举报腐败公职人员的人支付的奖金，按照受贿额追缴额或国库损失预防额的规模，以分级定率方式决定，最高限额可达20亿韩元（约合170万美元）。

　　我觉得对于举报腐败行为，即使是大大地重奖也是值得的，相对于举报人为国家所挽回的损失而言，重奖金额也许只是一个零头。目前许多地方对于公安机关破案采取重奖的办法，而公民冒着极大风险举报腐败者，就更有理由按照规定及时给与重奖。总之，不能让被举报者倒了台，举报人还要四处上访讨奖励的事情再发生。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