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执行正义时，如果没有程序的规约，很可能走向犯罪。程序是正义的生命线。杀人偿命(如果我们还认同死刑这一说)，便是民间正义的简单表述。但，程序的缺席，很可能偿命者并非杀人者，而是无辜。这样的例子已属多见，只不过最近又添了一个离奇的新版本。

　　安徽亳州农民赵新建被冤枉为一起强奸凶杀案的杀人凶手，两次判死刑，一次判死缓，关押历8年，直到真凶归案才无罪释放。如果把整个过程梳理一遍，居然是那样令人不可置信。因为在死者的房间内，有他的衣物等，他就作为嫌犯被起诉。谁都知道，衣物等都是间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赵是凶犯。然而，程序的要求被置一旁，破案才是当务之急。在破案压倒一切的压力下，就凭这有着明显破绽的证据，亳州检察院先是不批准立案，转而到提起公诉。公安部门则通过他们的拿手好戏，以刑讯使赵自承是杀人凶手。亳州法院紧密配合，两次判处嫌犯死刑，在被安徽高院驳回后，方才改判死缓。可见，正常的法律程序被掏空之后，国家司法看起来是执行正义，却可以把一个无辜者打入死狱。

　　把无辜者打入死狱意味着什么？请听亳州市公安局长的反省：“执法当中的一个错误，对当事人、当事人的家庭却是灾难性的。”这样的反思别太敷衍，这岂止是错，而且是罪。罪之所云，不仅在于无辜地让一个人走向死亡；还在于公检法的天理就是按程序执法，执法不按程序，是为渎职，酿出冤狱或人命，就是渎职罪。如果仅以错误打发，谁也保证不了自己以后不犯，那么，这样的悲剧还会轻易重演。违序执法即罪错，对司法自身来说，是到了给这项罪错制定相应法律的时候了，这样既可以追究具体办案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让他们有理由顶住上面要求违序办案的压力。

　　这是一位办案人员说的话：“领导催结案，当事人催惩凶。上下两头挤，实在是没一点办法，就想着能尽快结案。”不打自招，敷衍塞责原是这样开始的。明知疑犯有疑，却也将错就错。这已经不是无意过失，而是为结案不顾草菅人命。之所以如此，地方行政权力责无旁贷。长官意志往往是程序杀手，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事情尚不至于此。当然权力并非故意为恶，它未必不想伸张正义，哪怕是为了自己为官一方的治绩。然而，世界上只有第三者才公正，具有利益诉求的权力一旦介入司法，司法便从第三者变成了利害方。这时它想公正也难，利害已使它罔顾程序。没有程序，正义无所附丽。就此案言，上头催结案的限期一下达，程序立即压缩变形，正义不但扭曲了自己，甚至走向反面。

　　另外，司法也不能受民意影响。民意有情，司法无情。它不为情所动，仅为理所衡。而权力和民意，在一定条件下，却可能形成意志上的互动。像上述奸杀性的凶案，在地方造成的恶劣不言而喻。要求破案和惩凶的声浪势必造成权力的呼应，最后它又势必指令到司法执行上。这样上下两头挤，还显得很脆弱的中国司法体系显然顶不住。因此，作为民间，我们也需要反思。越是大案凶案，越是不能希望权力毕其功于一役。务必不要把行政权力看成是包办一切的“包青天”，如果它真能包办一切，也肯定能包办坏事。如果它严令限期破案，我们在“大快人心”的同时，不要忘了，那冤魂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姊妹兄弟。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