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食品安全事件再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先是含有苏丹红的“红心鸭蛋”让不少人谈“蛋”色变，质监部门忙着检测市场上的鸡蛋、鸭蛋，商店忙着撤柜，消费者不安地回忆着自家吃没吃过“红心蛋”；接着，多宝鱼又出事了，上海市场销售的多宝鱼被检出残留禁用药物，一些地方相继宣布停售多宝鱼。
问题食品接连出现，不少人渐渐见怪不怪，甚至也有了较强的“心理承受力”，相关评论似乎都难以找出新鲜角度来评说了。可人们依旧想问：难道让百姓吃上放心食品就真的那么难吗？
不是监管部门没做工作，残留禁用药物的多宝鱼就是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测出来的；而“红心鸭蛋”的事，相关部门平时也不是没做检测，但因为检测时没设苏丹红一项，所以让“红心鸭蛋”漏了网。这当然可以“归罪”于检测水平不高、检测标准有缺失等，还有“多龙治水”的体制问题等等。每次出现问题食品，反思原因，大体不出这几条。但问题是，公众健康是天大的事，再多的理由都无以开脱。当食物不再匮乏之后，我们却不知吃什么才好，这无论如何都是让某些人脸红且寝食不安的。
有人说这是问题食品的制售商贩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是出于侥幸，但侥幸远不是问题的实质。如同那些贪赃枉法者，不知道会有牢狱之灾吗？那些设计圈套骗人钱财者，不担心终有一日会被识破吗？之所以滋生侥幸心态，重要原因在于惩治乏力，当事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有的可能还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公众看不到违法者必须付出代价的下场，制度层面上也没有形成对违法者的足够威慑。
制售问题食品收益大而成本小，收益归己，而成本却由社会分摊。这成本包括：其一，整个行业受打击，很可能累及那些守法经营者，可惜这一成本不易算得清；其二，商店将疑似商品下架、退货，忙得团团转，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三，质检等部门紧急出动，检测检验，势必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没人仔细计算；其四，最重要的，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有的形成病变，导致的医疗费用又是一笔涉及医学判断的巨大支出；其五，有的引发诉讼，令一些地方政府颇为头疼，或由政府出资料理善后，也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支出；再有，有毒食品一曝光，引发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评价降低，有损于政府的形象，这一成本更不好核算。
以上所有这些成本都是由全社会分摊的，其中大部分是潜在的，难以精确统计，于是往往被忽略。而肇事者所受到的惩罚，即使被罚到倾家荡产或追究刑事责任，也远远不足以弥补全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肇事者可能忽略了自己必须承担的另一种成本，即尽管养鸭的不吃“红心鸭蛋”，养鱼的不吃多宝鱼，可当掺毒食品接连出现时，谁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我们为问题食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这笔账我们应该好好算一算。只有清算了这笔账，我们才能在法规上、在制度上更严格起来，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沉重的代价，让全社会更警惕那些可能给公众生活屡屡制造麻烦的现象。
来源：工人日报 (责任编辑：张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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