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些地方，投入巨资，建起一批环境优美、硬件设施优良的公办养老机构，成为所谓的“示范性工程”。如宁波，投入1.67亿元，兴建了一座绿化占地率高达48%的国际化标准养老机构——颐乐园，带卫生间的套间，最低房租每月仅900元，最好的房间一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月租金也不过1800元。不算地价和房屋折旧，只有保本运行。争相入住者中，教师、医生、离退休干部和企业家、老板的父母占到了绝大多数，有不少来自宁波周边的城市。一些人索性以颐乐园为家，把家里的房子高价出租，再用租金中的一部分支付养老院低廉的成本费用。真正养老困难、无人照料或生活不能自理的中低收入老人，根本无力购买如此豪华的服务。类似的问题，不仅浙江的绍兴、萧山、余姚等地存在，天津、上海、北京也同样存在（11月23日《南方日报》）。
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建立示范性的养老机构，按理说非常必要。如果能够豪华一点，让老人享受质量高一点的服务，更是善莫大焉。但示范也好，豪华也罢，都得以公平为前提，尤其应以救穷济困为要务。弄出这样的“颐乐园”，既不讲公平，也不讲救穷，甚至只管有钱也不管这些老人是否来自宁波，它究竟有何“示范性”？
兴建如此豪华的公办养老机构，最直接的结果是，有支付能力的老人占有公办养老机构资源，真正低收入、迫切需要社会福利支持的人群却难以分享。要说“示范性”，无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公然挑战社会公平，这是它最恶劣的“示范性”。拆旧，让住在闹市区的穷人为富人腾地方；限小，让买不起高档车的穷人为富人让路；择校，让穷人向富人出让发展希望；医改，让穷人向富人出让生存尊严……公平，常被摒弃在决策的考虑范围之外，哪怕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也不是首先考虑它协调贫富的公平性，这是许多决策的通病，也是许多官员长期决策的习惯思维。
凡是无视公平的决策，往往就是利己、肥己的决策。建造如此豪华的养老机构，确定如此入不敷出的收费标准，可以断定，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那些人，退休以后都是有能力进入这样的养老机构，而且也都能承受这样的消费标准的。决策的尺度，很有可能就是决策者自己的尺度。为什么行政退休人员的工资，会比事业退休、企业退休的人员高出几倍？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参与决定这个政策的人，今后拿的肯定都是行政退休工资。为什么机关要建立优质的子弟学校？为什么部门要建造所属的疗养院？为什么会用办公经费建造宽敞、舒适的免费住宅？……道理同样简单，所有的决策者都将是直接的得益者。这是所有不公平决策都会具有的“示范性”。
如此不公平而又如此利己、肥己的决策，能够兑现成占地百余亩、耗资上亿元的豪华工程，是因为在工程审批和预算审查上，缺乏最基本的民主程序，或者虽经程序，但参与审批与审查的人其实并不代表民意。预算是要经过人大审议的，重大工程是会接受人大代表审查的，该亮红灯的地方为什么一路绿灯？人大审议和代表审查出现功能缺失和流于形式，是导致类似严重有损社会公平的工程能够赫然问世的一个“示范性”原因。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因素，是能够给当政者作出业绩评价的“民意”，往往是住得起豪华养老机构的有钱人，穷人有“民意”，却往往无从表达。看当选为代表，推举为委员的，大多是有钱的；参与座谈会，接受各类调查问卷的，也多是有钱的：这就是根源。让有钱的满意，就能获得满意的“民意”。这也往往极具“示范性”。
如此无视社会公平的工程，怎么敢叫“示范性工程”？它会“示范”给其它地方政府看，“示范”给所属部门看，这肯定没问题，大家心领神会，心知肚明。但是，最重要的，恐怕是“示范”给上级领导看，是要作为政绩来炫耀的，以显示经济发展的水平，显示物质生活的水平，显示领导致富的能力。但肯定不会“示范”给群众看，因为群众是不会领情的，群众是会骂娘的。问题是群众骂娘的事，领导为什么看了会视作“政绩”？政绩的认定标准本该一致，因为立党是“为公”的，执政是“为民”的。但几乎所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都是群众骂娘的，然而领导却很可能是叫好的，至少在兴办者看来，是投领导所好的。这其中的“示范性”意义，才是这类工程得不到杜绝的“示范性”根源所在！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素。挑战公平，就是践踏和谐。尤其是当这样的践踏，以“民心工程”的面目出现，以“政绩工程”的形式实施，还带有隐性谋私的性质，必须让所有希望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捞不到任何好处。所有原来的“示范性”，都须摊开底牌，从此打住。否则，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免成为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李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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