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们社会信奉“以和为贵”这样的传统理念，倡导“冤宜解不宜结”、“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的古训。现在，这些传统文化心理与现代司法正在形成某种嫁接。

　　今后，一些因邻里纠纷、同事矛盾、亲属争执等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双方如果能和解成功的话，湖南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将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原来，根据湖南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 轻微刑事案件可私下和解。(据11月23日《扬子晚报》)

　　这样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通过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恢复被害人的损失，恢复双方的关系，使得到被害人原谅的犯罪嫌疑人能够重返社会。可以想象，今后在一些轻微伤害的刑事案件中，随着受害人与加害人刑事和解的达成，一些犯罪嫌疑人将获得“逮捕、诉讼”的豁免权。

　　尽管倡导刑事和解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可以节省进入诉讼环节后的司法资源，可以有效地防止未成年人再犯罪，可以更好的保护被害人权益，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免于自暴自弃，等等。总而言之，在倡导刑事和解制度者看来，这样制度的推行将极大的有助于社会和谐。但问题是，置于现实语境下，这样的刑事和解制度能不能顺利实现其理想的司法诉求，达到善治效果，最终起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呢？

　　必须强调的是，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的影响，都不简单的只发生于受害人与加害人这两个主体身上，即个体的犯罪行为必将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特定的危害。厘清这样的关系，回过头来再审视刑事和解制度，问题显然就复杂得多了。显然，如果刑事和解最终实现的仅仅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利益诉求，而未能与社会公共利益达成相应的平衡，这样的刑事和解，最终恐怕只能是损害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对于刑事和解的价值拷量，一个最基本的视角就是，发生于加害人与受害人身上的“和解”关系，是不是真实和真诚的。问题是，如果加害人并非真诚悔过，那么，被动的付出特定的“和解成本”，本身也很难实现避免矛盾激化矛盾的诉求；反过来讲，如果被害人因为害怕双方矛盾激化同样选择被动和解，这样的和解又怎么可能实现“和谐”的诉求呢？

　　经过调解实现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当事人选择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比如，随着“刑事和解达成后，检察机关依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做出不捕、不诉决定”，尽管被害人可能获得某种利益，但是，却付出牺牲其合法权利的代价。在社会还有着较为滞重的陈腐文化，公民权利意识和诉讼保护意识亟须提高的今天，这样刑事和解与法治社会的目标实现又容易形成悖论。

　　更重要的是，刑事和解归根到底说，其用于解决问题的是金钱。此前早有媒体报道，在一些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地区，加害人付给受害人的“和解费”往往高得惊人。而着加害人和解费用的频频缀加，被害人在自身权利维护方面则步步退让。这样的转换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金钱与权利之间的交易。加害人付出庞大的经济成本，其目标就是摆脱刑罚的痛苦，实现自身的自由。可见，刑事和解对于富人来说，很容易成为用金钱免于刑罚“制度依据”，而那些穷人在刑事和解面前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而正义是不应被金钱所收买的，否则又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

　　可见，刑事和解如何不伤害到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是摆在现实面前的重要课题。尽管刑事和解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司法认同，尽管一些地方也在推行这样的制度，但是，刑事和解的背后仍然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或者行政政策予以指导，而种种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都令我们担心，这样的制度施行，最终能否在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这三者之间求得利益与价值的平衡，刑事和解最终制造的会不会只是制造一种“和谐幻觉”。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