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创业真人选秀栏目《赢在中国》的首期节目已近尾声，从12万报名选手中过五关斩六将层层选拔、PK中脱颖而出的五位花魁已经产生，他们每人将分获500万元至1000万元不等的国际风险投资，至于谁500万谁1000万，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场外观众投票手里。但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局已定、大势已定。

    虽然参与《赢在中国》的国内国际风险投资家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人，选择最适合做创业家、最有信托责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但是选人并不与选项目相排斥。很难想象，一个卓越的创业人才，会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投资前景的项目；更难想象这样的选择会得到风险投资家的青睐。由此，你不难发现，此次《赢在中国》五位花魁中，居然有两位从事的都是国内劳务派遣的事业！这是偶然？似乎也是必然。早在2000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另一是中国的城市化。而两位花魁不约而同选择劳务派遣项目折桂，吻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中国大时代发展的潮流和需要。这个浪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浪潮。

    体察中国当下现实，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高密度城市化浪潮正以任何人、包括户籍管制都无可阻挡的力量滚滚向前。清议先生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每年上升幅度有望接近1.5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分析我们还发现，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到来跟乡村自然资源短缺、小农经济日落黄昏、城乡发展不均衡、城市向乡村的征地运动等高度相关，而我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内耗型的制度文化背景。这几个因素合力，加上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化被人为延误导致的“补课效应”，中国的城市化，确切地说是大城市化会来得特别迅猛。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

    而人际关系内耗成本，不仅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成本，而且严重影响人生的质量和自由、尊严。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阿根廷的法学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曾有专论：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理由是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由经济逻辑来解释，但长期的经济行为靠经济逻辑则无法给出答案，必须求助于文化逻辑。他认为，个人、家庭、民族、国家莫不如此。就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长期赚钱的目的在于用货币来达到非货币的目的，如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长期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命题：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等。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接着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经济目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当然，非经济目的并不是“反经济”的，而是“亲经济”的。他指出，文化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指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归因于其文化心态的指引。他的结论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某种特征，就可判断其经济发达的程度。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现在不发达，一段时间后就会发达起来。

    而实证研究则可以给我们更直观的数据：据联合国统计，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国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昭然若揭。

    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中，最大的革命和变化莫过于劳动力资源的迅速流动。迁徙自由不仅是基本人权，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是美国能够保持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在日本，这一比例是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目前伴随着户口流动的至今只有0.5％－3％。其中有几个妨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户籍壁垒，劳动力素质跟不上变化的需要，流动人口的各项劳动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这一切，都给了未来的国内民营劳务派遣机构以极为广阔的创新和施展空间。比如：通过行业性的人力资源培训，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调配、派遣行业劳动力资源，有效解决底层劳动者劳动技能不足的问题；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为新进入城市、受到公司系统培训的农民和企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解决零散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不论何时何地，劳动力资源事实上都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财富资源。如何实现从人口包袱到人力资本的转变，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企业制度创新。

    普列汉诺夫曾说，一个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时代的需要。《赢在中国》选秀花魁所折射的“城市化商机”则是一个生动的明证。无论国营或民营企业家都必须要有远大的抱负和目光，懂得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及时把握时代脉搏，才能顺应时代需要，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时代弄潮儿。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