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广州拒绝执行KTV收取版权费，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回应表示，国家版权局是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公告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版权局负有监督的权利”，公告收费标准是一种“集体管理行为”，对于广州方面拒不执行，国家版权局“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11月22日《新京报》）

　　国家版权局官员的这个回应，让人分明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一个国家威权机关的举措，遭到如此广泛的质疑，不但不很好反省，反而居高临下地滥施威胁，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笑也可悲。

　　必须指出，国家版权局对全国娱乐行业的质疑所作的回应是不能服众的。

　　国家版权局官员称，出台收费标准是“履行公告程序”。可“履行公告程序”并非不加调查、脱离实际制定标准并强制执行的理由。娱乐行业早已市场化，作为“原材料”的音乐著作的价格形成，也理当市场化，由买卖双方协商达成，政府部门凭什么直接出台收费标准？退后一步说，即便为保护著作权者的利益，原有的法规中也赋予国家版权局出台收费标准的权力，国家版权局作为政府的代表，也理当站在中立的公正的立场，多调查，在此基础上广泛听取意见，让双方坐下来协商，而不应单纯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代替其强行制定并出台未得另一方认可的收费标准。何况，计划经济色彩极浓的法规，远不适应当下的现实，继续施行的正当理由何在？

　　按照法律规定，“国家版权局负有监督的权利”。可是，不用国家版权局官员耳提面命教导，人们也清楚，在法律意义上，监督与管制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着怎样严格的界限区分。直接出台收费标准，甚而企图强制执行，这哪里是什么“监督”，分明已涉嫌滥用权力，直接插手市场，越位进行行政干预。版权局的收费标准出台遭遇全国的抵制，因此毫不足怪。

　　国家版权局官员称，公告收费标准是一种集体管理行为。不错，按照国际惯例，收费标准应由协会对协会进行谈判达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告收费标准堪称是“集体管理行为”。但版权局官员不该忘记，公告收费标准有一个重要前提：协会协商，达成共识。而在这样的“集体管理行为”中，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是协调者，而不是管头管脚管手的“婆婆”；应当做的也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帮助成立地区性行业协会，促使协会与协会之间的协商，并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监督。政府部门该做的事不做，越位直接出台收费标准，这哪还是什么“集体管理”？分明是沿袭计划传统进行的行政管制。如果认可了这种“婆婆”式的管理方式，那才会真正会引起倒退——不但使KTV行业回到过去，甚至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瓦解。

　　联想到版权局公布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收费标准，把KTV的营业额作为收费依据之后，文化部紧跟着提出推广“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精确到可以按点播次数收费，两个部门都想收费，而且自说自话，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问：KTV行业为政府机关如此看重，究竟是一块肥肉，还是冤大头？版权部门如此迫不及待地伸手市场，甚而以“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企业可能会面临高额诉讼的危险”相威胁，究竟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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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