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人民日报》消息：石家庄市的“市长短信”于今年9月22日开通，通过当地媒体宣传，让市民知晓。据石家庄市省会协调服务办公室介绍，截至10月底，共收到市民发来短信8800余条，既有问题反映，也有建议咨询，涉及城市管理、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水电暖等方方面面，没有一条骚扰短信。

　　“没有一条骚扰短信”，这是一个让人温暖而敬畏的消息。“行政权力的精英化运行”和“民众政治生活的草根化参与”理论上是相悖的，因此，就如担心一场高雅音乐会可能被几个下里巴人扰了秩序一样——长期以来我们从宪政角度来归置行政权限的时候往往对“行政透明”、“行政互动”的后果心生忧虑，于是我们在行政路径选择的时候宁可封闭，就算是敞开了行政之大门，也不忘在门旁按上“自动报警”——我们大多开设“某某信箱”的政府门户网站都以醒目的字眼写着“警告”、“注意”：警告捣乱诽谤信息、注意决不能滥发病毒垃圾。从预警的角度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也或多或少显示政府想亲近群众又害怕群众的“小”来，更有甚至把行政透明参与等同于按一个玻璃窗——“只挂号不看病”，因为，我们总担心有人“看假病”。当我们私人号码的手机短信每天都要删除若干条莫名骚扰短信的时候，这“8800条干干净净的市长短信”真让人百感交集。

　　一是行政程序要时刻保持对老百姓的谦卑。“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而民本意识的真谛绝非简单的“为人民创造价值”、而是“与人民创造价值”。这就需要从行政程序上对老百姓心存谦卑，相信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能力、有序精神。毕竟，行政权力是一种最容易膨胀、最容易被执行者滥用、但又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权力，行政许可固然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基本形式；但以更广泛民意的姿态去改进我们的行政程序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二是“阳光政府”应解除更多的“害怕干扰”之顾虑。在我们与WTO规则全面对接的进程里，“全面提升政府效能”已成为行政变革的当务之急——这里涉及到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管机制、反馈机制等。我们应该还记得2004年8月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在近10年里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当中外学界一致把“好孩子变坏”的缘由归咎于我们行政透明度不高的时候，行政“透明指数”的制度困境又往往被政府归咎于怕添乱、怕失范的隐忧——今天，“没有一条骚扰短信”给了“行政不敢透明”逻辑一次有力的回击。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再版序言中说：“设若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民主权理念还有现实意义的话，它就必须从体现在集体中亲身参与并共同决定成员事务的具体阐释中跳脱出来。”这话是说“人民主权”更应表现在社会成员自由平等的参与对话、辩论中，彰显在日常行政细节里，而不仅仅局限在“投票选举”等具象的政治现象中。平心静气地与人民对话、真心诚意地和人民沟通——是“8800条干干净净的市长短信”再次教会我们的道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