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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心理亚健康状态归因分析
作者:徐 丹    我来说两句(0)  时间:2006年11月16日11:48

  内容提要: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产阶层心理亚健康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作用于个体而产生。从中产阶层生长环境来看,城市生活的特性在中产阶层心理有极其深刻的反映。从中产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来看,社会和自我认同危机,人际互动障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都给他们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关键词:中产阶层;亚健康;认同危机;城市生活;互动障碍;相对剥夺感

  

  The Study Of Attribution On Psychological Sub-health Of Chinese Middle Class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sociology, the psychological sub-health of middle class is mainly produced by social reasons,which are acting on the individuals.According to environment,which middle class live i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urban life has extremely great reflection in middle class' psychology.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class and other classes,the crisis of social and self identity,the obstacle of interaction and the sense of relatively deprive,all bring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Key words: Middle class;Mental sub-health;Crisis of identity ;

  Urban life;Obstacle of interaction;Sense of relatively deprive

  前 言

  随着市场转型的发生,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迁,由过去非竞争型计划配置方式变为竞争型的市场配置方式(李强,2002)。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层结构被打破,“类中间阶层”①日益衰落,新中间阶层尚在形成之中。许多学者寄希望于这个新兴阶层,希望他们会最终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完成社会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在审视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中产阶层在现有地位上感到竞争所致的紧张、压力,普遍存在“地位焦虑”现象(张宛丽,2004)。出入商务大楼的白领们常常会为疲劳、头痛、嗜睡、脱发、食欲不振,视力模糊所折磨(新周刊,2004)。互联网狂躁症、精神病症、自闭症、偏执狂等心理疾病同样困扰着他们,这些生理和心理不适正是“心理亚健康”反映。中国中产阶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亚健康”症状呢?本文认为要从社会层面寻找原因。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们较早意识到,经济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带来了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弗罗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不同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对各阶级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孤立和不安全感(郭永玉,1999)。现代人忙于追求金钱、权力、荣誉,自以为在追求幸福,一旦真的得到这些东西,又感到茫然和空虚,这是现代人的通病(转引自郭永玉,1999)。现代文化基于个体竞争原则之上,孤独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凌驾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同事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潜在的敌视、恐惧、日益消减的自尊结合在一起,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体这样的情感:他是孤独的(卡伦·荷妮,2001)。

  个人的问题并非总是由自己造成的(Vincent N. Parrillov、John Stimson、Ardgth Stimson,2002)。社会力量即使对最私人的和看似心理的决定也会产生作用(涂尔干,1897)。我们受到自身无法控制的、广阔的、宏观的社会运动支配。社会造成了在许多个人相互关系中的日常问题,也带来了我们如何界定和感受自身的混乱(Vincent N. Parrillov、John Stimson、Ardgth Stimson,2002)。

  菲利普·辛巴多发现,即使专家也会错误地认为孤独和羞怯是个人问题,我们只是对个人作出评判,而没有对社会情形作出评判(Philip G.Zimbardon,1997)。对汤尼斯来说,社会意味着全部非个人的、抽象的和无个性的关系复合体(Robert Nisbet,1997)。许多人都 忙于赞美自由与财富即将来临的时代唾手可得时,人类将为之付出社会和心理的代价(菲迪南•汤尼斯,1887)。受汤尼斯影响最大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城市生活天生就是令人生厌而致病的(Robet Maclver,1962)。由于大量人口结集于城市,人的背景多元化,而有类似背景的人在城市不同地域分隔而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表面化、无名化、过渡性、世故及理性的(韦思,1938)。尽管人们居住、工作在一起,但却缺乏情感维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竞争、互相剥削、扩充权势和财富的气氛便易于形成,人也变得异常寂寞和精神紧张(韦思,1938)。闲暇变得一片空虚,由于接踵而来的不安,人们只能在虚幻的兴奋和幻想中寻找逃避(Robet Maclver,1962).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个体日益异化与软弱。卡尔·马克思认为,为了解放自身和发挥自己内在潜能,人们必须对自然环境和其生活有意识地采取合理控制。然而,由于大规模公共和私人官僚机构需求,大众社会的非人性化,工作场所和复杂的、相互依存世界的支配,个人根本无法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其后果就是造成一种异化感,即个人感觉是自身生活环境中的陌生人,和人类失去了对其生活至关重要的某种东西的感觉(Andrew J.Weigert,1981)。米尔斯运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来描绘白领阶层的生活,他们厌恶工作,无休止地贪图玩乐,这种骇人听闻的活动交替方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可能正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将向何处去,他的行为才表现得狂乱而匆忙;可能正是由于他不知道威胁的东西是什么,他对恐惧的反应才是麻木的(米尔斯,1951)。越来越多白领的工作只是一些缺少挑战、毫无意义和平淡乏味的案头工作,仅有有限创造性的表现机会或升迁机会。当周围的人与你干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在互相看着的时候,很难得到个人认同感和成就感(Vincent N. Parrillov、John Stimson、Ardgth Stimson,2002)。认同感和成就感对于社会个体至关重要。当个体意识到自己行为与某些应当做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时,消极的自我评价就会出现(Susan Shott,1979)。当个体对他人的姿态进行解读,如果对自身想象是消极的、自责性的,就会产生一种羞耻感,他们表现得语言温吞、支离破碎、视线游离,面红心跳、言辞无力(Thomas Schelf,1988)。特纳认为人们有这样一些需要:(1)确正他们的自我概念……这五种需要都创建何者将会发生的预期,这些预期并未实现,就会发出恐惧和愤怒等破坏性情感,然后开始负罪、羞耻、压抑、痛苦,并形成恶性循环(Jonathan H.Trner,1994;1996)。

  默顿认为,社会价值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离和文化所规定的目标同欲达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之间的分离,是人类不幸的原因(转引自李强、王进,2005)。失范状态往往是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种后果,并导致越轨行为在数量上、规模上和强度上的大规模增加,给社会成员带来程度不同心理适应上的困难(李强、王进,2005)。

  群体内和群体外的比较导致人们不同的情绪反应。群体内成员的比较产生相对剥夺感或和相对满足感,取决于个人的所得与参照的人是更好还是更糟,而不是取决于和群体外成员比较时产生的相对从属感还是相对优越感(Davis.J.A.1959)。古尔相对剥夺的定义同样涉及群体间的比较,但由于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两个概念的提出,古尔的比较扩大为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之间的比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自身利益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实际上增加时,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把自身利益与其他任何群体相比较时,依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的现象(李俊,2004)。

  二、中产阶层的认同危机导致心理亚健康

  “认同”包括同一性和独特性两个方面,每个社会阶层都是同一性和独特性的统一。人从自然和动物世界分离出来,具备了理性和想象力,也具备了把自己与世界、与他人区分开来的能力,由此形成的主观感受叫做“同一感”。社会阶层需要获得这种感受,认识、接受并认同自己(郭永玉,1999)。民族、宗教、阶级、职业等等,都可以为某个社会阶层提供自我同一感。缺乏同一感,人们就不能在社会阶梯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导致认同危机。

  (一)、社会认同危机导致中产阶层心理彷徨

  1、 衡量中产阶层客观标准模糊导致社会认同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或存在中产阶层,以及到底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可以被归类为中产阶层,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和判断,对“中产阶层”概念的界定和归类指标分歧较大(李春玲,2003)。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是基于阶级关系来定位“中产阶级”;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理论家是依据职业来划分“中产阶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取向的阶级理论家则以文化消费特征和主观认同来分类“中产阶级”(转引自李春玲,2003)。结合中国国情,陆学艺认为,“中产”是对职业、收入、消费、受教育程度的综合考量。(陆学艺,2002)。李春玲认为,要从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和主观意识四个方面划分中国中产阶层(李春玲,2003)。胡俊认为,中产阶级远非总是表现为严格确定的、一望可知的集团,他们散落在各种职业、部门、文化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甚至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胡俊,2004)。李强也认为,中国现阶段还不存在明确的中产阶层(李强,2002)。

  2、 指标测量困难导致中产阶层社会认同危机

  虽然有关中国中产阶层衡量标准的争论颇多,但对中产阶层这一概念,还是存在某些一致性的看法(李春玲,2003)。确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理论上可以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主观认同几个方面衡量。但在操作化过程中,至少出现两个方面的困难。第一,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和隐匿性。尤其在对收入的测量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隐性非货币收入”的存在,使中产阶层实际收入状况难以准确测量。第二,李春玲等人在2003年做的全国12省调查中,发现以单一指标确定的各类中产阶层比例都不算太低,但用综合指标衡量时,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大下降(李春玲,2003)②。当前中国社会各个维度的分化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因而不能造就一大批人在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中间位置的群体,并产生社会认同。

  (二)、自我认同偏下导致中产阶层心理上的压力

  李春玲曾经对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状况进行分析③。在该分析中,自认为属於社会中上层与中中层的比例合计为46.8%,认为属於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人们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3.2%和20.8%(李春玲,2003)。从这个资料来看,中国中产阶层自我认同偏下,这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造成。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高收入曾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④。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间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上(李培林、李强、孙立平,2004)。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城市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一部分人进入中产阶层(沈晖,2004)。但大多数中产阶层既没有拿现在生活与过去生活相比,也没有拿自己生活与农民生活相比,而是选择了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作为参照群体。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中产阶层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错误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了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非理性。

  三、城市生活特性导致中产阶层心理亚健康状态

  城市生活对不同阶层心理状态有不同影响,对中产阶层影响尤其巨大。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中产阶层崛起于现代大工业,集中于对第三产业有较高需求的城市社区(张宛丽,2004),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延伸,向城市周边地区扩展。中产阶层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城市生活特性在中产阶层心理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所分割,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张宛丽,2004),而这恰恰是“城市病”最严重的地方。

  (一)、城市生活“非人格性”导致中产阶层心理孤独与寂寞

  1、科层组织“非人格性”将人异化成工具

  现代组织普遍采用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组织根据合法程序制定,靠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规范成员行为。在组织内,按照地位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马克斯·韦伯,1911)。生活在组织中的个体日益丧失自我个性,只是作为组织运做的一个零件而存在。越来越多白领的工作只是一些缺少挑战、毫无意义和平淡乏味的案头工作,仅有有限创造性的表现机会或升迁机会。当周围人与你干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在互相看着的时候,很难得到个人的认同感和成就感(Vincent N. Parrillov、John Stimson、Ardgth Stimson,2002)。认同感和成就感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至关重要,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某些应当做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时,消极的自我评价就会出现(Susan Shott,1979)。

  2、城市生活“非人格性”使人孤立与隔离

  城市生活是一种强刺激环境,给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产阶层,带来过度的心理负荷。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保持自己社会地位和工作优势,中产阶层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心理与人格,不得不理智地对待纷至沓来的各种人和各种事,不得不工于心计以区别那些重要与不重要的刺激,对不重要或不涉及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不予以关注,而集中精力对付那些重要或对个人利益有关的刺激。这使他们渐渐形成老于世故或“奸诈冷淡”的人格(齐美尔,1903)。城市中的白领通常作为高度分化的角色相遇,他们之间的接触多是肤浅、短暂、支离破碎、非人格的。这使人们易产生厌烦心理,促使他们丧失了对别人“较有人情味的方面”的感受能力,人与人之间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冷漠无情(夏建中,2005)。

  (二)、城市生活“四高”导致人口中产阶层心理紧张与不安

  城市中“高人口数量、高密度、高异质性、高流动性”给生活在其中的中产阶层带来心理压力。由于大量人口结集于城市,人的背景变的多元化,而有类似背景的人在城市不同地域分隔而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表面化、无名化、过渡性、世故及理性的(沃思,1938)。其次,当大量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其分工化程度便会加大,而社会构成也变得非常复杂。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接近了,但人际关系却变得疏离。这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居住、工作在一起,但却缺乏情感维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竞争、互相剥削、扩充权势和财富的气氛便易于形成,人也变的异常寂寞和精神紧张(转引自顾朝林,2002)。再次,城市人口自由流动及其社会位置可以不断转变,导致城市社会分层网络化和多样化(转引自顾朝林,2002),人的需要不会再被个别地满足,人被分类,为了保持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优势,中产阶层不得不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而这些支出常常使他们感到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更加努力工作,以维持这种阶层“壁垒”。最后,中国当前就业形势严峻,中产阶层虽然在社会分工中暂时处于有利地位,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能永远占据这个位置。新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扩招后增加了很多高素质的劳动者)不断涌入市场,对他们的社会地位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会对中产阶层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主要表现就是对现存处境的紧张与不安,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与迷茫。

  (三)、城市生活“匿名性”导致中产阶层心理空虚与放纵

  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会逐渐产生各种不同的类型格局,这些类型会随着生活中与他们相处经验和接触程度等不同,渐渐地由面对面的情境逐渐远离到匿名的情境,也就是指互动的双方对彼此并不是有很深了解,所以产生了匿名性⑤。 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表面化、无名化、过渡性、世故及理性的(沃思,1938),中产阶层尤其强调尊重个人隐私,在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一套私生活领域的行为及交往准则(张宛丽,200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匿名性是中产阶层行为最显著特征。个性被淹没在复杂的角色扮演中,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人的真实面貌,个体行为处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他们会做出许多原本不敢的事情,导致行为和心理放纵。此外,真实的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感情需要得不到满足,会产生心理空虚、焦躁。

  四、人际间互动障碍导致中产阶层心理亚健康状态

  (一)、亚文化零乱导致中产阶层心理孤立和混乱

  亚文化是维系一个阶层的重要软力量,生活在共同文化中的个体往往拥有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群体归属感。我国中产阶层产生于社会“双重转型”过程中,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重叠在一个时空,中产阶层价值观念受社会结构多重分割的影响,呈现出三种不同社会属性(张宛丽,2004)。传统性价值观(安于现状,循规蹈矩)、现代性价值观(开拓进取,注重个人价值)和“后现代性”价值观(个性体验,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同时并存(张宛丽,2004),多种相左或相反的亚文化共存于同一时空中。塞林认为,当某种文化与其异质的文化相遇时,往往容易产生与异质规范相抵触的行为。现代社会为了维持其体制,发展其社会机能,在所有领域加深了专门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职业分布,较其他阶层更具多样性和异质性。结果就是,相互重叠的各种不同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斗争,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分裂和混乱。

  (二)、社会失范导致中产阶层心理茫然和混乱

  社会失范是指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普遍否定或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不具有对社会成员有效的约束力,使社会成员处于混乱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之中(李强、王进,2005)。失范状态往往是社会集聚变迁的一种后果,会给社会成员带来心理适应上的困难。

  1、权威失范使中产阶层产生不安全感

  中产阶层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转型而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旧权威日益衰弱,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新权威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结果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威真空”(李强、王进,2005)。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个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即避免外界危险或任何可能危害个体事件的需要(李强、王进,2005)。中产阶层衣食无忧,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相对受益群体,他们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中秉持稳健、保守的立场,权威失范使他们对安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如果这种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对于那些工作压力巨大,精神紧张的中产阶层来说,则容易出现适应上的困难,产生各种心理亚健康症状。

  2、角色失范使中产阶层产生角色紧张

  角色,是指人们与自己所处特定社会地位和特定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处于特定社会地位,具有特定社会身份人的行为期待(郑杭生,2000)。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扮演旧体制中的角色(李强、王进,2005),社会也已经形成对不同阶层的行为期待。中产阶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公众对他们的角色期待分歧较大,而他们对本阶层的角色理解也多种多样。比如,有的中产者按照美国同类阶层的方式生活,而有些中产者的参照群体却是另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同类阶层,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不同,中产阶层的角色扮演方式差异较大,以至中国中产阶层对所要扮演的新角色缺乏真正理解,造成角色混乱。此外,公众和中产阶层对角色行为期待不一致,可能会使有些人仍然按照旧的角色模式(如旧的“类中间阶层”的角色模式)来衡量新兴中产阶层的行为,认为他们某些行为不可理解(如“月贫族”、“丁克族”现象)。角色失范给中产阶层带来角色行为的“两难困境”,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困境,会导致强烈的不安和焦虑。

  五、“相对剥夺感”对中产阶层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横向攀比后产生的不满、怨恨、愤怒等主观反应,对心理健康有严重影响。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教育水平都处于社会的中间,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相对受益者,为什么会有“相对剥夺感”?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相对剥夺的界定主要集中于参照群体上,认为相对剥夺是在与另一个群体的比较中产生。但这却无法解释当自身利益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实际增加时,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更无法解释在没有把自身利益与其他任何群体相比较时,依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的现象(李俊,2004)。

  (一)、价值期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价值期待⑥是人们认为他们应当获得的一般价值地位,价值地位既指现在又指将来的地位。一般而言,人们期待保持他们现有的价值地位,而对将来应该获得的条件有许多期待和要求(李俊,2004)。参照群体是价值期待的主要来源,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或群体之所以会有价值期待,是因为其所参照另一群体的生活状态对其产生了刺激(转引自李俊,2004)。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产阶层和其他民众普遍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出于不断分化和整合之中的各个群体不仅与自己地位相近的群体相比较,而且也把距自己较远的群体作为参照物。中产阶层受西方发达国家影响尤其深刻,在生活方式上讲究独特品位,惟西方文化格调马首是瞻(张宛丽,2004)。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中产阶层在国内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和国内上层阶层相比,他们依然距离较远。正是因为转型时期参照群体的泛化,中产阶层难以实现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之间的一致,因此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二)、价值能力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价值能力是人们认为他们能够获得或保有的一般价值地位,它有两方面含义。在现在,价值能力由价值地位来体现,即人们实际能够获得或由他们环境所能提供的地位。在将来,价值能力是他们的价值潜能,又可以区分为观念中的价值潜能和实际中的价值潜能。决定人们目前行为的,是观念中的价值潜能而不是实际中的价值潜能(转引自李俊,2004)。中产阶层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人力资本,他们对自己期望往往较高。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较高成就感的人,往往不会满足于现存地位,努力会寻求机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这种上行流动却并不容易。首先,随着大学扩招,每年都有大量新、高素质的劳动力涌入市场,威胁中产阶层现存地位。此外,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改革早期“精英循环” 阶段很快被另一个“精英再生的阶段取代(宋时歌,2004)。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组织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结合的趋势, 出现了总体精英,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资源,其他阶层的人很难进入精英阶层。当中产阶层感觉现有地位受到威胁,向上流动又困难重重时,相对剥夺感就产生了。

  (三)、效率与公平间失衡带类的“相对剥夺感”

  中产阶层大多数来源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在身份上实现了跨越,但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中产阶层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可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心理状态必然会受到社会主流情绪的影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伴随着时代的前进日益表现出其“不成熟”的一面(吴忠民,2004)。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各个行业、部门为增强经济效益而不断地精简人员,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事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分配体制不完善,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吴忠民,2004)。收入差距不合理,教育机会不平等,政治地位悬殊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必然导致民众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中产阶层亦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对社会公正产生怀疑,感觉自己被剥夺了。

  结 论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C.W.Mills),许多个人遭遇的困扰,只有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这一级水平上,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转引自李强,王进,2005)。既然中产阶层的心理问题由社会原因造成,那么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以解决。

  首先,要对中产阶层有清晰认识,形成合适的角色期待,使他们的社会行为有章可循,不会因为认同危机和角色失范而导致他们心理紧张和迷茫。其次,要协调各个阶层间的利益分配,调整利益格局,调控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正原则,降低中产阶层和其他利益受损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再次,在提高城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生活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人文关怀,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最后,中产阶层和其他各阶层要对心理问题重新认识,遇到心理问题不能讳疾忌医,应该找心理工作的专业人士帮助解决。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扬雅彬:《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郭永玉:《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5]《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顾朝林:《城市社会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8]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9] 新周刊杂志社编:《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 李强、王进:《社会失范与心理障碍》,《医学与哲学》2005年4月第26卷第4期(来源“万方数据库”);

  [11] 李俊:《相对剥夺理论与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机制》,《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来源“万方数据库”);

  [12] 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2005年05月10日, http://xgx919.blogchina.com/1470436.html

  [13] 焦文峰:《马克斯.韦伯专题:韦伯科层制理论分析》,2003年5月24日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06/hwz6317.htm

  作者简介:

  徐 丹,女,1982年生,湖北人,武汉大学2004级研究生,现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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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直到80年代以前,无论收入而言还是福利而言,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当时城市中分享较多资源的阶层,处于分曾体系的中间。但由于中产阶层通常是由白领层组成,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而我国的国企职工很多是体力劳动者。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当时的国企职工称为“类中间阶层”。

  ② 以单一指标界定的中产阶层比例,近1/6的人是职业中产,接近1/4的人是收入中产,超过1/3的人是消费中间层,接近1/2的人是主观认同中产。如果以4个指标共同界定中产阶层,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大下降,仅为4.1%.也就是说,在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标准。

  ③她所用的资料来源于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内蒙古)73个区县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16~70岁人口,获取的有效样本为6193例。

  ④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照“五等分法”测量一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中国的数据是:最低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5%,次低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9.8%,中间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14.9%,最高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47.5%。

  ⑤ 资料来源柏格与拉克曼原著,郑理民译(1991)。http://www.xxc.idv.tw/mt/archives/knowledge_sociology/001998.html

  ⑥ “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的概念均是古尔《人民为什么反叛》中提出的,本文转引自李俊的论文《相对剥夺理论与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机制》(20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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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程如何?财运、事业运、桃花运,给你详细道来!!!





菊花台
迷迭香
青青河边草
丁香花
原来你也在这里
爱如空气
不要再来伤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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