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是民间的常见说法。

　　“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了。”这是官方的习惯说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报上就常见这两种说法。比如小煤窑一个接一个出事，终于有官员发话说这事到了“非解决不可了”，于是轰轰烈烈地关闭小煤窑的行动开始了。可是这两天山西焦家寨又发生矿难遇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人。

　　现在又见此起彼伏地报道说，某某城市有多少人因为狂犬病而死，于是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开始了。云南牟定更是雷厉风行，五天消灭五万只狗。战果辉煌，战果辉煌啊，那么是不是应该给组织打狗的管理部门和打狗者以嘉奖？

　　我曾经养过狗，也很喜欢狗，但也深知狂犬病的厉害，所以我告诫过小儿不要去挑逗邻家的宠物，因为你完全不知道那邻家养的宠物是否注射过疫苗。

　　我是支持严格管理养犬的。不过，也有太多的事实证明，凡事到了死人才想到要去解决问题，这样的问题要想根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像搞运动似的“严打”，它能证明的恰恰是平时的不作为，而一刀切的打狗令——比如限养身高超过35ＣＭ的大型犬，更是暴露了管理者的无知和管理办法的粗陋。

　　试问一下有关部门，平时你们都在干什么呢？难道不知狂犬病的厉害，不知无证狗遍地，未打防疫针的狗对人的安危威胁甚大？这可是早有科学结论的。

　　还有个技术问题，管理者是否知道：狗的凶猛与否与身高并无绝对的对应关系？既然限制犬高，管理部门理当知道哪些狗种是大型犬吧。如果知道，为什么还要发狗牌，等狗养大了与养狗者有了深厚感情却要赶尽杀绝，让养狗者独自承担后果？如果不知道，是否意味着管理者不称职？

　　再以《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2003年）而论，这规定中的许多条款，并无违规如何责罚的具体办法，如此残缺的规定如何执行？而如此不严肃的规定又是怎么想当然地制订出来的呢？

　　一句话，打狗的必要性不能掩饰管理者自身的问题，回避管理的问题则意味着一次严打风暴过后，下一次血淋淋的打狗风暴的还会来临。而且这也决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水平（执政能力）低下的问题。这也绝不意味着只会在狗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要总是责怪养犬人的素质，“素质说”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伪问题。我更关心的只是，当狗满为患，狂犬病伤亡发生时，大规模屠狗的行动就义正辞严，有功自居了？

　　要害的问题是，为什么开匣是你关匣也是你，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人？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即使死了人，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