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过度投资。然而，这种投资扩张，是以全球需求作为背景的。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繁荣是国际经济繁荣的结果。换言之，观测中国经济的产能会否过剩，已经不能再简单分析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而必须放眼世界，审视国际总需求与国际总供给，特别是与国内总供给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上述原因，我国贸易顺差不断大幅增加，以至于10月份竟然高达238亿美元。然而，这样的顺差状态，势必增加贸易摩擦，而且一旦全球经济趋缓，国内将呈现巨大的产能压力，通货紧缩不可避免。

　　于是，我们必须启动消费，来积极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然而，目前的消费增长已属不低，要想进一步提高，必须优化消费结构，启动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愿望，则高度依赖于其对未来收入增长和相关支出的预期。

　　当前，中国经济的货币过量供给，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过快的货币投放，一方面助推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将大量资金挤压到虚拟市场。

　　直观而言，低利率引发了投资膨胀、虚拟金融市场膨胀。低利率根源何在？在笔者看来，是汇率及其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了涌入的外汇，要求等值地投放相应的人民币。

　　然而，提升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很大。首先，提升汇率将大幅降低部分低技术含量行业的竞争力，而这些行业牵系我国就业问题。其次，提升汇率对于中国农业，影响可能更大，在西方大规模补贴的情势下，中国农产品价格原本就不具有竞争力，提升汇率影响更大。最后，推究汇率提升之根本，在笔者看来，升的是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才是根本意义上的不可贸易品。而土地价格是个综合指标，土地价格一升，劳动力、资本等各要素价格都会上升。而从当前看，我国经济的竞争力，表面看是劳动力，实质上是土地。土地价格上升意味着整体竞争力下降。

　　实体、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汇率快速上升，而长远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又要求汇率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是个不错选择。

　　在目前，真正掌握在政府手中可资调节经济的手段在财政。其主体方式应当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实施公共财政。

　　大规模发行国债，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最直接的效果是增加了国家信用风险，这会大大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如果这样的国债发行具备一定的持续性，会进一步降低升值预期。

　　大规模发行国债，推行公共财政，大规模建设学校、医院。总体看来，这样的政策一方面降低了农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有利于持久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即期增加投资，可以防止国际经济下调对于中国大量产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产能过剩引发的通货紧缩。

　　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土地价格等要素价格攀升的情势下，必须提升技术水平，这一方面需要企业投入研发，另一方面则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助益于技术升级。因此，尤其要在教育方面作更多投入。

　　（作者为太平洋证券总裁助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