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农民的贡献是在工作环境很不正常，各方面条件很不利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更显得这种贡献的可贵。大家知道，在5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因为户籍制度至今并没有根本改革，形成了这种一国两策的格局。所以，虽然农民进城了，在城里的二、三产业的单位里工作了，但农民工的户籍仍是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没有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但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
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是农民身份的工人。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在工厂里，在企业里，在单位里，已经工作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了，还是农民工。因为他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不是市民，不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得不到正式职工的身份。因为是农民工，不是正式职工，即使他工作得最好（农民工是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工作得不好就不可能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十年、二十年）。有的农民工很能干，表现有出色的才干，但得不到应有的任用、培训、升迁，更谈不上在这个工厂里有当家作主的地位。通常，决定重大事项的职工大会，他们是无权参加的，他们不能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永远是临时工（有的称他们为外来工，也有的称劳务工、轮换工、建勤工、合同工等等）。相当一个时期里，他们不能参加工会。现在可以允许参加了，但也是另外登记，享受不到正式工人一样的工会会员的同等权利。
二、在经济上，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时，同工不能同权。
正式工人每周有双休日，有法定的节假日，8小时工作制，农民工一般不享有这些权利，平时基本没有节假日，常常要加班加点。据调查，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工每月工作在26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有时有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的。
农民工付出了如此辛勤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因为身份的差别，在同一个工厂里，同工不能同酬。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对114家国有企业调查，在相同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在非国有企业里，这种有城市户籍和农民户籍不同身份的员工，每月工资至少要差600元以上。更有甚者，这些年来，城市的一般职工的工资水平是逐年有所提高的。因为各种原因农民工的工资实际是下降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劳动力供大于求，企业主用经常更换工人的办法，使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深圳农民工的历史已经有20多年，但深圳农民工这些年的平均工资是下降的，2001年深圳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是588元，低于80年代的水平，而不少工厂里，有父子两代一起打工的。物价已经涨了好几倍了，儿子现在挣的工资还不如老子一辈在80年代初的数额。
农民工付出的劳动很多，而他的所得很少。工资已经很低了，但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有的农民工干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到头来，企业主、包工头跑了，分文无得。近几年，这种状况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的劳资纠纷和事件也越来越多。农民工的劳动所得很少，但还要交各种不合理的规费，农民工外出要交外出务工许可证费，到务工地要交办理城镇劳务许可证费，办理暂住户口证费，进城务工管理服务费等等……有的还要给用工单位交抵押金。中央下达了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对农民工乱收费的文件，但不少地方换个名目，还是照样在收。农民工成了唐僧肉，不少部门和单位找个籍口都争着吃一块。这几年，连铁道和交通部门也乘农民工过年大批返乡的机会，乘机把交通费涨价20～30%，从中分一杯羹。
三、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因为没有城镇居民的户籍，所以他们在一个城市打工多年，他们始终是这个城市的边缘群体。
农民工是边缘人，融不进这个城市社会，他们对这个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却不被承认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失业了，得不到失业救济；生活困难了，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病了，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因工负伤了，致残了，也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抚恤，只好自认倒霉回到农村，悲惨地渡过余生。在一些工矿，农民工去打工，常常被收走身份证，失去人身自由，有的还被迫签下生死合同，一旦罹难了，家属只得到很少的赔偿金，有的连尸骨都找不到。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这种悲剧时有发生。近年来，各地煤矿恶性事故频频发生，数以百计的农民工在事故中丧生。
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般的重大成就，但是他们得不到社会承认（例如上海和北京，90年代以来是建设和发展得最快、最好的，他们各自有300多万农民工在劳动，但到统计成绩的时候，在计算人均GDP时，这总人口中，就没有把农民工的人数算进去）。农民工干了最重、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劳动，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得应有报酬，他们至今仍受到社会岐视，他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这是就农民工个人而言，从农民工这个群体而言，如果我们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上，从国家长远发展历史的视角看，那末，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农民工制度，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社会长治久安，更是十分不利的，将会造成无穷的后患，这种制度安排是必须改革的。
1.排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不正常的，甚至可说是畸形的。
在同一个企业里，城市和乡村两种户籍身份不同的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不同，企业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同，前者有各种优待，后者则受到岐视性的对待，实际上形成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局面。据我们对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服务业单位的调查，现在这些企业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企业领导层、中层干部等组成的管理者，第二部分是有城市户籍的正式工人，第三部分是农民工。现在多数企业的第二部分人正在逐渐缩小，少进多出，只出不进，而农民工已占多数或占绝大部分。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层是稳定的，有城市籍的工人减到一定数量后，也逐渐稳定了，所以这两部分人年龄在老化，而农民工是大量流动的，工作几年之后，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也该涨工资了，就被辞退了，再找年青的。这部分人的平均年龄常在23岁左右摆动。结果我们看到，一部分中老年干部和中老年的正式工人，领着一大帮小青年在劳动、工作，如果这种制度安排不改，再十年、二十年后将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呢？
因为农民工的身份是农民，他们在工厂、企业里注定永远是临时工的地位，同干部和正式工之间有一条人为分隔的鸿沟，有体制性的障碍，不能融为一体。在实践劳动过程中常常是“小工干，大工看”的局面，而在政治生活中，在工厂、企业的重大决策面前则是“大工定，小工看”的局面。据我们调查，在相当多的工厂、企业里，党团组织都是分设的，领导和管理干部和有城市户籍的正式工人党员是一个支部，农民工党员是另一个支部，有的工厂、企业连农民工支部也没有，农民工的党员、团员不过组织生活，他们的党费、团费回农村交纳。因为农民工是临时工，他们在这个工厂、企业里，就永远有临时观念，谈不上有以厂、以企业为家的当家作主的观念。他们白天干活挣钱，晚上想的是农村、家里的事。有的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十年、十多年了，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还是农民，没有被城市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对他们的影响甚小，这样的工人阶级主体队伍，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大多数的工厂、企业里，把农民工只作为劳动力使用，基本上不管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开始上工的时候，只作短期的培训，教会基本操作就派去劳动了，技术培训轮不到农民工。农民自身也有临时观念，多数不好好钻研技术，能干活挣钱就行了。而正式工因为有城市户籍，基本上还是铁饭碗，也不好好钻研技术，这样就形成了目前工人队伍中熟练工人严重稀缺的状况，现在多数城市要找熟练工人、高级技工比找硕士生还难（最近有些媒体报导，有关方面正在从日本引进高级技工，在深圳现在每天有大量的香港技师早上从罗湖桥过来，晚上回的香港现象）。工人队伍的这种状况，同我们国家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和要求是很不相称的。
2.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是农村把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扶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这是一种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也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深圳的一项调查，仅深圳七家医院的统计，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伤致残，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伤死亡。这一年1万多伤残的农民工，多数在出院后不久就都退回农村去了。1994年深圳劳动部门对5920家从事有毒有害作业工厂的调查中发现，无任何防护设施的有3108家，占52.7%，防护设施不合格的2577家，占43.7%。在个人防护用品方面，99.7%的农民工是在无防护用品，或防护用品不合格的条件下劳动的。长期在这种厂里劳动，必然是中毒受害。1998年深圳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在9582家企业中发现，有毒有害企业4301家作业工人11.6万人。当年中毒人数371人，死亡23人。这些在有毒害企业中劳动的农民工多数是慢性中毒，日积月累，以致丧失劳动能力，只好返回农村。有关调查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女农民工，35岁左右就因劳累过度中毒等原因而体衰力竭，回农村养息。在深圳500多万农民工中，女性占大部分，这300多万女农民工中，几乎没有35岁以上的，过度劳累、中毒等原因使体力不支，已经不能胜任工厂的操作是重要因素。
因为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打10年、20年也还是单身，子女的扶养教育也都放在农村。相对贫穷的农村却承担着为农民工子女进行义务教育的责任，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最近有关部门和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制定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着手解决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使他们能“进得来，读得起，学得好”，这当然很好，但因刚起步，实际上还只是少数城市在做。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白天在工厂里劳动，晚上挤在十多人，数十人的集体宿舍里休息，能把家属子女接到城市来居住的，还只是少数几个幸运有了住房的。对多数农民工来说，农民身份不解决，临时工的身份不解决，没有居民资格，没有租或买的居所，是谈不上家庭团聚和子女在城里就学的问题的。同样的道理，老人也只好留在农村，由农村养着。
数千万农民工，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城市了，为城市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哪个城市使用的农民工多，哪个城市就是最繁荣、发展最快的。相比而言，输出农民工多的农村却并没有相应富庶起来。城市把劳动中致伤、致残的，体衰病弱的都退给了农村，子女和老人也多数由农村扶养着，这样的城乡关系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需要改革、调整。
3.农民工制度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本来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但这种农民工制度对2010年要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不利，对当前要扩大内需，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也是很不利的。
要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商品流通要市场化，而且也要求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等生产要素要实行市场化。农民工制度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基础上的，把人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种，在一个工厂、企业里实行两种不同待遇的用工制度，使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配置，造成了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显然，这种农民工制度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
前面说过，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建设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的所得甚少。这几年工业生产的生产率提高了，城里的干部和职工工资普遍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地提高了。但是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有的地区和城市反而还逐年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少，购买力就低，消费水平就低。据我们在深圳做的各类不同社会群体消费水平的调查，在住房、交通、用水、用电、用气、饮食、服装、电讯、医疗、教育、文娱、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从综合数据看，一个农民工同有深圳户籍的职工对比，相差5～6倍。就是说5～6个农民工的消费支出，才抵得上一个有户籍职工的消费支出。这里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收入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是外来工，他们的家在农村，自己节衣缩食，尽量压低自己的消费，省出钱来，捎回乡里养家糊口。所以他们职业上已是工人了，也生活在城市里了，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观念还是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也还是农民。
如果说，农民工只是几千人，几万人，他们有这种消费观念，消费水平，那是无碍大局的。但现在，“离乡离土”的农民工已有8000~9000多万人，这是个硕大的消费群体。如果我们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把农民工这个群体转变为城市居民，城市职工，姑不论其他方面，仅就提高消费水平，提高社会购买力一项，就有很大很大的潜力，内需就自然扩大了，现在供过于求的农产品、家电、服装、生活用品，各种轻工产品，就会很快卖出去了。所以，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工人阶级队伍，加快城市化步伐，扩大内需，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几个方面说，农民工这个制度也该到要加快改革调整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 (责任编辑：张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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