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有关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量刑的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规范缓刑、免刑的适用，重点解决少数案件量刑失衡的问题。并强调，要准确适用法律，同罪同罚，不能“贫富有区别，职级有影响”。（《法制日报》11月10日）

　　　对贪官量刑的普遍“掉价”，特别是对贪官适用缓刑、免刑的比率在逐年上升，从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对贪官适用缓刑、免刑过多、过滥，意味着一大批贪官有惊无险地走出了司法的“后门”，不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而且还能保住公职。这不但有损司法权威，而且影响反腐败的公信力，也使检察机关千辛万苦查证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古人尚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此，对同罪同罚所蕴含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不值得我们为之鼓掌。况且，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所规定的量刑尺度，是在涉财犯罪中最为详尽的，现实中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失衡的原因并不是量刑标准存在问题，而是司法跨越法律规定的幅度，对法治的扭曲。

　　腐败犯罪的实质是权力滥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和有关法律精神来看，笔者认为对贪官不宜适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

　　一是严惩职务犯罪是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既然是严惩就应该在法律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不但要在量刑幅度上从严，而且在其他刑罚的运用上也应该从严，才能使立法的主旨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我国司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案标准高于其他涉财犯罪，不宜再让贪官在“犯罪情节轻微”上占便宜。现在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以上，而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500元以上，已经相差十倍，立法不宜再在刑罚适用上对贪官宽宏大量。

　　三是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已经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且开始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防止不起诉决定的滥用，没有必要再在对贪官适用缓刑、免刑的问题上浪费司法资源。

　　四是法律规定的适用缓刑、免刑的“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过于灵活，主观性太强，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

　　堵住贪官的司法“后门”，也是堵住司法腐败的一条途径，关乎我国反腐败的力度，还是应该从立法的“源头”去解决。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