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初级阶段所能达到的和谐社会，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体现了和谐社会的阶段性特征。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设定了预期目标，关键是要经过努力创造出实现这些目标的现实经济条件。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现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切地说，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方面，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已经进行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还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也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

　　在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市场经济和按要素分配的前提下，调节由初始条件差别、私有制、雇佣劳动、市场竞争等经济关系产生出来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使重大差别控制在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使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到维护，使社会矛盾不至于激化，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并不断提高和谐的程度和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谐，同样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和谐，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资（雇主和雇员）之间、工农（城乡）之间、干群（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和谐。

　　影响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历史差别方面的原因，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有发展思路方面的原因，有经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有法律制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原因，等等。这些原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自然历史方面的差别——自然条件，财产状况，劳动能力，社会环境等，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般自然基础，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些差别造成的不和谐一般不会达到矛盾激化的程度，而且，一定范围内的差别不是现阶段能够解决的。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和法律制度对于社会和谐的作用是双重的，其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但无论如何，它们毕竟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不是根本原因。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

　　那么，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经济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改革发展中的偏差和失误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经济原因，涉及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多个方面。但把影响现阶段社会和谐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改革方向存在问题，是完全不正确的。影响现阶段社会和谐的主要经济原因，是体制改革和政策选择中的某些偏差和失误。就体制改革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过渡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是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偏差失误。其中，主要原因是后者，况且，过渡体制的一般弊端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已经形成的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显具有政府主宰、行政垄断、条块分割的特征，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把一部分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和医疗）市场化，包含着明显的失误，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就政策选择来说，主要是发展思路和经济政策存在的某些片面性。例如，曾经片面追求GDP而不顾消极后果、代价的发展思路；过分向工业、城市、国有垄断行业倾斜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政策；片面依靠投资拉动、廉价要素和国外市场的增长模式和经济政策。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偏差和失误，造成了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

　　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在现有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条件下，创造和谐的经济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预期实现的九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简单概括就是：完善民主法制，控制发展差距，提高就业保障，完备公共服务，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社会活力，完善社会管理，改善资源环境，实现小康目标。在这些目标中，包含了几个最重要的要素：初始平等，公平竞争，发挥优势，消除贫困，各得其所。我所说的初始平等，不包括自然条件和财产状况，而是具备健康的身体和起码的文化水平，即都应当享有义务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平等。我这里所说的贫困，不单纯是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而且包括能力、风险、地位等方面。当前，消除贫困和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为此，应当着重解决绝对贫困、分配不公、官员贪腐、民主缺失方面的问题。

　　为了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社会稳定，党的领导；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战略对策，即坚持协调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加强党的领导。其中，六条原则是指导方针，六条对策是基本保障。

　　我认为，这些原则和对策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通过贯彻实施这些原则和对策，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

　　第一，进一步调整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加快扭转城乡二元结构状态。为此，必须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使严重滞后的农村经济快于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分配格局，扭转重大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为此，必须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居民消费、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事业、资源环境倾斜。

　　第三，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保障基本劳动群众的正当权益。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改善劳资关系，强化工会职能，保障每一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强化就业管理，改善就业服务，重点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就业和再就业；调整低工资、“剪刀差”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取消国有经济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及其高额垄断利润，消除行业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努力消除产生官商勾结和官员贪腐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基础。为此，应当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定位，根本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资源配置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机构的状况。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