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厢，全球著名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11月6日发布了2006年度全球163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报告。中国大陆从去年排名第78跃至第70名。这边厢，很多国人感到意外，因为调查结果似乎与其切身感受不符。但其实，根据“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简称CPI指数）， 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中国大陆2006的CPI指数为3.3， 2002年为3.5，2004年为3.4。可见，我们的清廉指数实际上是下降了。也就是说，从国内民众感受和腐败的“绝对性”来看，问题确实是更严重了。

　　如何看待腐败？透明国际采用的一般是经济指标。通过“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可以看出，越贫穷的国家越腐败。这仿佛应验了中国古人“衣食足，知荣辱”的判断，似乎是经济越发达，腐败程度越低。其实未必如此。一国之内，相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我们比较一下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腐败状况就可以知道，在经济发达地区，腐败的绝对经济数额往往都远大于欠发达地区；至于腐败的方式和腐败的“面积”，其实大同小异。只不过欠发达地区民众本来资源极其有限，被腐败盘剥和压榨的感受也就往往更直接、更深刻而已。从纵向看，前几年，官至省部级的胡长清，贪贿个500余万元就活该没命；这几年国家经济“突飞猛进”，腐败分子不败露则已，一败露动辄几千万元甚至数以亿计，官越来越小，数额越来越大。比如新近曝出的深圳中级法院群体腐败案，一个副院长，就以数千万元计。

　　前些年一些狗屁不通的所谓经济学家居然大放厥词，公开宣扬“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等谬论。事实上应该是反过来：在“权力市场经济”下，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腐败，因为那样最有利于财富的再分配，最有利于腐败分子通过财富的乾坤大挪移大肆攫取和侵占国家或私人财产。为什么大量腐败官员都格外热衷于工程、热衷于拆迁、征地，热衷于国有资产的“产权置换”，热衷于上项目并威逼利诱着国有银行放贷，道理就在这里。在这个过程中，GDP数字突飞猛进，一些腐败官员的腰包鼓涨速度也突飞猛进。但国家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比GDP的速度慢多了，甚至于因环境破坏和污染而呈净减少。同时，普通百姓的私人财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看，都是在减少而非增加。政府干预过多、权力介入过深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腐败往往也越深。而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权力对管制、对资源的支配欲望会像吸鸦片一样上瘾。形成“越腐败——越刺激经济增长——管制和腐败越深——社会越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

　　不是“越贫穷的国家越腐败“，而是“越腐败的国家越贫穷”呢？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另一个问题，包括“透明国际”，关注的重点都是经济腐败。但是，作为经济腐败的根源，也是比经济腐败更要命的是文化腐败和政治腐败。比如文化自由（含言论、出版、新闻等）和司法公正得不到保障，则任何人的尊严感和安全感就受到严峻挑战。司法腐败业已成为中国腐败的一个重灾区，使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面临失守的危险。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在一次会议上说，2005年，政府共收到了3000万份要求纠正冤案的申请。而在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1979—1982年之间，要求平反的申请总数也不过20000份。3000万份，枝枝蔓蔓牵涉多少人和事？！在一个普遍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的社会里，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攫取财富和权力，难道不是他们的最理性选择吗？而这，不正是激发“每个人心中的恶”的腐败的社会因子吗？

　　人，因有文化、经济、人身的充分自由而拥有尊严；因有司法的透明、公正而拥有安全感。有了这些，人和社会才不会堕落进腐败的泥淖且越陷越深无以自拔。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