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厦门大学给学生开高尔夫课引来一些媒体的质疑。在人们热议什么是“精英教育”时，实际上也抛出了另外一些话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贵族？中国是否需要有贵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多少年后中国才可能有贵族？等等。

　　当然，我们在这里讲“贵族”，并非追求日掷千金、高高在上的优雅生活。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那点钱财，着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旧时宫廷华贵的马桶，今天也不过是平常人家的器具。从这方面说，贵族是种独立的情怀，是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

　　然而，正当中国人纷纷买车，渴望像上世纪初的美国变成一个“轮子上的国家”时，我们平常之所见，仍是一个“膝盖上的国家”的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与培养高贵情怀背道而驰的是，今日中国人仍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跪族文化”的熏陶。

　　电视机里，大导演们早已为大臣与草民们设有“专跪”，须臾不忘推销帝王时代的美好生活；网络之上，“跪求”一词也早已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此外，有关下跪的消息，虽说是“新闻”，但对许多人来说，却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

　　比如说，西安10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令人称奇的是，有关权利、法律和商业之事，如何竟要通过下跪来解决？莫非这就是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种种“下跪新闻”似乎在向我们道明社会生活里的另一种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与此同时，这种下跪式维权与抒情又吊诡地成为驱逐理性与情感的一种仪式。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不可否认的是，在众目睽睽下的下跪同样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而具有某种进攻性。比如在中国某些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便有这样一些“以下跪为业”的强讨恶要者，逢人便跪，跪而不起。和中国的大导演一样，他们因为推销“下跪连续剧”而成为中国下跪文化的有力普及者。

　　当然，下跪并不必然意味着精神上的矮化。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面下跪，却是人类忏悔精神的崛起。相比之下，上述中国人保持一种“乙”字型的人生态度，并非是出于忏悔与感恩，而是为了完成自己对权利的“抒情”。然而，如果膝盖这天然之物可以维权，法律这人造之物究竟何为？

　　问题还在于：一个高贵的弱者，是否必须通过下跪的方式来寻求他人的帮助？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否需要等到有人下跪后才会慷慨给予？而当人们试图通过下跪寻求社会帮助，并以日复一日的下跪滋养中国的“跪族文化”时，是否同时意味着下跪正在伤害社会本身，使社会远离高贵与正义，并让下跪成为一种风俗？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