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体现出政府财政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财政部近日画出一张“饼”。昨天各大门户网站和官方新闻网站，纷纷转贴《华夏时报》的一则报道，阐述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披露的下一阶段工资改革“限高、稳中、托低”的六字方针。

　　调节收入分配，是上个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重要决定中的一项内容，从财政部的职能定位出发，上述“六字方针”可视为财政部贯彻“决定”将要采取的政策举措的“浓缩版”。

　　依据“六字方针”，财政部官员还披露了相应的“工改原则”。简略归纳，“工改原则”有三：一、规范补贴，设定上、中等收入政策范围，收入超过平均线的要消减，是为“限高”；二、中间收入层次者的工资水平可继续保持，也可适当增加，是为“稳中”；三、用3年时间提高低工资人群的收入，使其达到平均水平，是为“托低”。

　　收入分配不公，最直接的感受者集中于急需“托低”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在全部依赖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的劳动者中，占绝对多数。因此，财政部披露的“工改原则”，尤其是“托低”----用3年时间使低工资人群的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阐述(哪怕只是愿景)，的确可以吊起广大低收入者的胃口。

　　也许财政部适才搞出一个“原则”，还来不及制定落实“原则”的细则，也许已有了“细则”，但在现阶段还不能纳入为政务公开的内容，总之，财政部虽然画出了一张“饼”，但全社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还不清楚“饼”的馅子、大小厚薄，以及哪些个人有资格分食这张“饼”，包括分食的程度等等？

　　作粗略划分，国内目前大约有3.5亿劳动者以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中间，财政部有一定话语权、通过财政拨款来发工资的主要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部分人总量在4000万左右。比例占全部“工薪族”的12%不到。还有就是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大致占到8%。这一部分垄断高收入群体，尽管是“限高”的对象，但从现有体制出发，财政部事实上不具备“限高”的话语权。至于剩余的80%的工薪劳动者，不管其从事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其工资多年来已归市场定价，也即，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个80%扣除小比例的白领群体后，就是社会的低收入群体，要想提高这个“大群体”的收入，即便是真正实施强制而普遍的最低工资制，劳动社保部门都力不从心，不知“3年内使其达到平均水平”的许诺通过何种渠道践诺----尤其是，这个许诺由财政部作出。我们不怀疑财政部的善意，但我们知晓，改革走到今天，要想将数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到“平均水平”(尽管不知“平均水平”的实际标准)，譬如上亿农民工的收入，其巨量的资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走财政渠道的。就算不考虑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允许从财政渠道列支，即便将老美的财政拿过来，也是支付不了的。

　　财政部门欲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大有作为，社会各界十分赞许。财政作为政府的钱袋子，在构建和谐社会缓解贫富悬殊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然而，结合国内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结合各国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政策实践，国内财政资金在缓解贫富悬殊语境下的“托低”作用，应当着重体现于为扩大基本社保面直至基本社保全覆盖而“托底”。实际的情形是，欲托“低”财政无力托，当托“底”财政欠使力。

　　上述判断的逻辑关系在于：只要坚持搞市场经济(其实无回路可走)，贫富差距就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只要搞市场经济，政府就该同步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乃至基本的失业保障等等。到去年底，国内公共财政突破3万亿元，已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实施“全民最低社会保障”，人们之所以对社会分配不公的反映如此强烈，关键的问题在于财政的“公共属性”迄今十分薄弱。

　　我们主张，政府部门在承担构建和谐的职能时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具体到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希望看到未来3年间，财政部能在构建中国公共财政制度这一关键领域大有所为。至于说到“限高”和“稳中”，特别是“限高”，没有打破行政垄断在前，只能在“限”于“弹”的回轮中反复“游戏”。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