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萨达姆因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的时候，伊拉克高等法院只审结了他的一桩罪案——杜贾尔村案，在杜贾尔村案中，萨达姆因遭受暗杀袭击而报复杀害了143人。

　　仅仅杜贾尔村案，萨达姆已足以被处死，所谓“死有余辜”，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萨达姆总共面临14项控罪，在所有被控罪案中，杜贾尔村案臭名昭著的程度远非最高。使用化学武器导致5000名库尔德人死亡，镇压什叶派起义杀死1万多人，入侵科威特，以及入侵科威特之后十年间杀害500名记者编辑等，萨达姆作下的恶难以尽数，如果不是审判的需要，他的罪行用“罄竹难书”来概括也许更加贴切。

　　判处一个像萨达姆这样“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的明星人物死刑，当然会引起广泛关注。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在感念萨达姆“够朋友”，废除死刑的国家和主张废除死刑的组织对萨达姆领受死刑判决持保留态度，马哈蒂尔说布什应该与萨达姆受到同样的审判，一些媒体评论审判是否受到美国的影响，然而没有人为萨达姆脱罪，没有人认为萨达姆不应当为杜贾尔村的罪行负责，没有人否认萨达姆应当为杜贾尔村案件受到制裁。

　　仅仅在被推翻之前几个月，萨达姆还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伊拉克总统。这个令人惊叹的数据后面，有着令人何等恐怖的社会现实！这个当代伊拉克的“伟大人物”，举世闻名的独裁领袖，通过一个又一个死有余辜的罪恶行为以及以这些行为编织起来的社会恐怖氛围，制造了“全民拥戴”的神话。“伟大”由罪恶铺垫，由罪恶担保，当其时也，由人民的生命来祭旗。

　　当代国际社会没有人认可一个国家元首躲过暗杀以后有权用无辜者的生命来压惊，也没有人会旗帜鲜明地主张为了统治的延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人们都可以谈论萨达姆的罪恶，但正当萨达姆行其罪恶之时，他是伊拉克的代表，对他的冒犯就是对伊拉克人民的冒犯。国家、人民以及独裁者之间的关系，奇怪地然而却又那么自然地绑在了一起。那时，伊拉克人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国际上又有几个人敢说萨达姆是伊拉克人民的祸害，对伊拉克人民犯下了罪行，他应该受到审判？

　　我们已经很习惯说“萨达姆应该由伊拉克人民来处置”。是的，萨达姆正是因为对一个又一个像杜贾尔那一百多名被杀害者那样的伊拉克人犯下罪行而被审判，但是，伊拉克人并不是自自然然就拥有了这样的“处置权”，萨达姆的统治本来还牢固得很，对他这样的独裁者，惟一能够起作用的只有“凡人必死”的自然规律，而如果他能够建立一个长久起作用的制度，甚至自然规律也无法给人民带来信心。“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中国夏代的百姓就曾经因此而发下咒愿。

　　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萨达姆应当由伊拉克人民来处置，但当萨达姆恶形昭彰之时，伊位克人民并不能去处置他。萨达姆亡于美国主导的多国出兵之手，美国出兵并不如《尚书》中的商汤革命那样，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而是某种有着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强烈的选择性。尽管推翻萨达姆，客观上有着“诛一独夫”、还权于民的效果，但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能在大国干涉的情况下去实现自己的意志，毕竟是令人无奈的。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人民如果只能在“入侵者带来的自由”与“本民族的独裁恐怖”之间作出选择，总要背负沉重的情感与道德负担。

　　伊拉克仍在苦难之中，社会动荡、民族、教派冲突导致不安全感，但需要萨达姆的人还是太少。萨达姆被处绞刑，街上响起了枪声，这些枪声有多少是欢庆，有多少是抗议，没有人分辨。伊拉克人不再有制度性的国家恐怖，不再有“国家对平民的战争”，不再有个人生活被国家恐怖笼罩的阴影，萨达姆的时代突然终结，渐行渐远。无论怎样，没有萨达姆，伊拉克还有希望，混乱有希望结束，生活也有希望改善。如果萨达姆的“江山永固，万世不绝”，人民就没有希望，他的统治下并不缺秩序，缺的是秩序之外的一切，萨达姆的秩序只是恐怖的代名词。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