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朋友说，任何人在瑞典买了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我觉得挺新奇。那样的话，不就没有隐私可言了吗？朋友的回答是，在瑞典，这不能算作隐私。套用一个时髦的词儿——阳光政务，瑞典人的做法好像有点儿“阳光私务”的味道，或者说是二者兼而有之。

　　房地产广告上都要写些什么呢？朋友给我看了他的新房广告，上面有地点、交易的时间、买卖者的姓名、价格，还有房屋的面积以及何时修建等基本情况。他用略带抱怨的口气说，广告登出去了，同事和亲友都知道他买了新房，所以还得请大家去家里搞个派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瑞典政府就着手建立全国房产与土地所有权的信息系统，称之为“不动产登记制”。任何人在瑞典买了土地或房屋都必须登记，除了上面广告提及的内容外，后来又增加了纳税等方面的信息。这些登记后的信息都是公开的，由国家土地监察署管理。

　　建立这个“不动产登记制”的法律依据，是“信息披露”的法规。在瑞典，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政报告等，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向公众和媒体开放。当然，这只是政府的层面，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公开与透明也有着一定的法律依据。比如，公民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任何企业老总，甚至包括国王及其亲属的财产、房产与纳税的情况。

　　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的《私人财务》杂志就曾派记者去查阅过国王的报税单。国王在1992年的财产总额是6700万瑞典克朗（当时1克朗约等于1.1元人民币），其中有75%是股票。

　　可以说，瑞典的这种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使任何人都没有太多的经济隐私可言。当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行贿的可能性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我曾经问过负责反贿赂的瑞典官员：为什么瑞典极少发生官员腐败案，商业贿赂也相对很少呢？他告诉我，就是因为有了透明。治疗贿赂其实并不难，说到底就是个透明不透明的问题。透明抵得上一大堆法律，也省去了一大堆执法的程序。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说起来，这部法律的通过还挺有意思，当时瑞典有两派，一派叫“礼帽派”，是执政党；另一派叫“便帽派”，是反对党。

　　“便帽派”多年来一直受压制，他们的论著被视为非法，只有执政党的论著才能印刷发表。所以，在1765年取得政权后，他们就下决心要改掉有关法规。另外，“便帽派”上台后，发现只有通过一部政务公开的法规，才有权查阅当年“礼帽派”的所有文件，清算他们的问题。

　　于是，一项名为“出版自由”的法规出现了，主要条款就是“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应予公开”，并赋予瑞典公民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的权利。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

　　有一点需要提及，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形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

　　此后200多年，瑞典有关信息披露的法规又几经修改和充实，逐步得以完善。如今，透明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特征。它当然也是瑞典人的骄傲，所有介绍国情的材料，都会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光荣的传统”。

　　瑞典投资促进署出版的《走进瑞典》的宣传册上，就写着这样一段话：“除了国际化之外，透明化的社会也总是让瑞典人引以为豪，如果说‘国际化’主要是受经济的驱动，那么‘透明化’则是发自瑞典国民内心对于公正、平等的要求。”而瑞典社民党的人士一直认为，瑞典模式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瑞典政治一直保持着透明的传统。否则那么多钱，交给谁都不放心。

　　而透明的另一个功能是，它减少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使投资者更加放心。就拿瑞典房地产市场来说，因为透明，虽然市场不算太大，却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在全球房地产市场吸引外资金额的排行榜上，瑞典名列第五，仅次于英、美、法、德。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透明对经济运行的正面意义。前不久，俄罗斯IDEM基金会公布了一项有关腐败问题的调查。去年一年，俄罗斯发生的腐败案涉及金额高达3900万美元，平均每个商人每年要行贿两次，平均每个公司营业额的7%要用于行贿。“（腐败）如果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IDEM负责人萨塔罗夫感慨道，“俄罗斯要达到瑞典的水平，恐怕还要100年。”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