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新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观点分歧导致一位房地产商和一位大学学者发生激烈争吵。很短的时间内，一批观点相左的批评家和市场人士相继投入到这一场争论之中。很多发言的人继承了与会房地产商的观点，他们说，愤怒的人们正向开发商施加道德暴力，人们畏惧高房价，因此像一个“小丑”一样将责任一股脑推到开发商身上，可是即使这样也没有用，因为“市场的最大获利者是地方政府，调控受阻也与地方政府不作为有关。如果将责任全部推到开发商身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地方政府为个别官员和房地产商背黑锅

　　不可否认，在住宅市场化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里的个别掌权官员的确充任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择手段地透支资源，给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但是，这种责任并不能武断地归咎给地方政府，因为这不是政府行为，确切地说这是一些官员的滥权行为。应该看到，无论是哪一级政府，其职责都是要维护社会、经济等多重秩序的稳定，并没有、也无从与作为商业利益主体的房地产商串通一气。地方政府当中官员个人的腐败和滥权哪怕猖獗一时，那也只是掌权个体的责任，理应由他们自己担责，而不能让政府为他们的个体行为背黑锅。

　　正是为了防止掌权个体假公济私地把持政府的公共权限，在进行市场层面的调控时，政府已经启动了严厉的问责机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重调控都在齐头并进，那些无视调控决策的擅权官员接连遭到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使公共政府可能面临的公信力下降危机得到化解。政府的职责和角色被个别官员扭曲，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扭转和调控。

　　房地产商及其拥趸者们有意混淆概念，将掌权个体的不洁举动拔高到地方政府的大框架背景下，把个体行为说成是公共治理行为，把个体职责混淆成公共治理职责，这显然是在逃避来自公众的道德束缚。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一些地方官员都是被房地产商们主动拉下水的，真正权力寻租的始作俑者并非地方政府的官员，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扭曲了住宅市场的发展方向

　　在房地产商挖空心思寻找权力扶持与保护的同时，一切市场矛盾看起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当舆论试图对房地产商进行剖析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可是分析一下，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种种问题，房地产商在其中充任的角色是任何深谙市场的人都能看出来的。

　　按照消费规律，市场通常由买方决定供给关系，但中国楼市则完全操控在卖方手中。通过什么方式销售、建设什么样的房型、价格如何制定，都由房产商一手掌握。

　　特别是在土地和住宅资源缺口过大的前提下，房产商只是一味大比例地建设高档住宅，排斥低档房和保障住房政策，对于政府“90平米以下”中小户型的规定怨言颇多，不愿意政府的政策打乱被他们独家垄断的市场格局，因此采用各种办法抵制小户型政策的落实。正是由于房产商多年来的操控和抵制，中国到目前仍没有实现1998年房改之初国务院办公厅的23号文件精神，“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成为“以商品房为主体、保障住房市场缺口巨大”的市场供给格局，住宅市场的发展方向被完全扭曲。

　　近些年，高档住宅被大比例、大范围和大手笔地复制，各种奢靡消费风气，被房地产商通过花样翻新的手法包装推广出来，正因如此，上海滩才会出现每平米售价达11万的天价豪宅，更多的类似项目也正在上马建设。

　　受此风气影响，中国楼市变得浮华而虚假。在一些经济不发达、消费水平不高的中小型城市里，纸醉金迷式的口号被大肆运用到楼盘销售过程中去，简单的人居环境被拔到不切实际的高度，借助虚假的包装轻易榨取暴利。但是在“富贵、绅士”等字眼的背后，房屋质量纠纷频频发作，如有的开发楼盘竟然用竹竿代替钢材。开发商通过双重抵押、一房两卖等操作手法作假骗贷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多数房地产商没有承担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还应该看到，多数房地产商没有履行和承担企业公民的任何社会责任。中国有接近四万家房地产企业，在胡润富豪榜上，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富豪占据了最大比例，可是体现在纳税榜上，今年的纳税500强竟然只有三家房地产企业上榜。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国家法定的纳税义务也被很多企业逃避，偷税漏税成风，一些税务机关披露出来的企业偷漏税数额巨大。

　　此外，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慈善方面有所作为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可谓屈指可数。而且一些企业在进行有限数目的慈善捐助时，往往会将这一行动商业化，发动媒体进行过度炒作，或设定一些前置条件。比如当政府要求企业将资金投入到道路修建的时候，房产商并非无偿履行，往往会要求将这一义务在自己建设的小区周边实践，这样可以增加项目的卖点，夸耀区位良好交通便捷，伺机加价。

　　综上种种，在中国楼市中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房产商们在进行自我辩护的时候，他们的企业可能还在这样操作。靠欺瞒、推卸责任和自我标榜来强调自身的无辜与清白，这并不明智，也不会有效。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