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一些地方部门出现了一种新的偏好，我将其称作“泛监管偏好”。哪个地方食品或者药品安全出了问题，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者药监部门立即表示会“增加监管环节，杜绝类似事件再发生”。据报道，为保护公众健康，防止类似福寿螺、瘦肉精引发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发生，11月全国有20多部地方法规生效以加强农产品质量的监管，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某行业出了问题，主管部门表示加强监管或增加监管环节，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制度设计逻辑。市场真的有监管漏洞的话，加强监管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不是出在监管上，“增加监管环节”虽不对症但总不至有什么坏处。

　　许多部门所以有“泛监管偏好”，动辄叫嚷着要“加强监管”，正像开补药之于医生一样，既增加了执法利润，又不会有被问责的危险，反正有消费者承担监管成本。然而，补药对病人真没有伤害吗？它没治好病却大大地提高了病人的治疗成本。政府规制的“泛监管偏好”正如医生开出的补药，有可能会增加公众的经济生活成本。

　　从房价到药价，如今老百姓许多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为什么越来越高，很多时候原因并非出在商人的惟利是图或行业垄断上，而是出在行政部门设置的过多监管环节上——所谓监管就是盖章，每多盖一个章，商人就得多交许多费用，商人当然不会承担这种费用，而是会加到成本中转嫁给消费者。

　　也许有人会反问，你要想吃到安全的食品，当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部门加强监控就是为了你饮食更安全嘛，你得为安全付费。可问题是，不少产品质量不过关，问题并非出在“监管太少”上，或者源于既有监管者的失职导致的监管防线失陷所致。这些情况下，“提高准入条件增加监管环节”纯粹只能提高消费者成本。另一方面是，众所周知，中国式“监管”很多时候纯粹只是收费，如此“强化监管”只能给部门带来更多执法利润，而不会让消费者更安全。

　　因此，“出问题就增加监管”不是一个天然正当的制度逻辑，这个逻辑必须经受“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监管环节”的必要性拷问：如果已有许多监管安排，只不过是监管未能尽职，那就不能再增加新的监管；另一方面，增加新的监管必须尊重民众的意见，因为最终承受这种成本的是消费者，他们有权对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