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一项费改税的事情，真要做起来都很难，或者做不下去，或者做的过程中走了样儿。最近几天连续遭到国内新闻评论猛批的养路费改燃油税一事就是一个颇说明问题的实例。

　　停收养路费，改征燃油税，本世纪初就有了法律依据，但一直实施不了。由是，这几年每到年底，这事就会受到时评写手的轮番抨击。又因时评写手新人辈出，抨击的火力也一年猛于一年。

　　养路费改燃油税，此项改革早晚得进行，早改比晚改要好。这道理没得说。问题是，许多时评写手未必能真正体味到中国国情之复杂，更不消说了解当年为何欲将养路费改燃油税的历史背景。此外，还涉及到立法者考虑问题脱离实际的问题。

　　我倒着介绍一下：中国的立法通常是滞后的占大多数，但燃油税确系“过度超前立法”的典型案例。因为缺失了一系列体制层面的配套改革，燃油税根本就不可能顺利开征。

　　本世纪初仓促推出养路费改燃油税的改革，起源于上届政府后半期政府职能转型框架内的费改税改革。鉴于养路费的盘子大，若改革成功对整个费改税的示范效应就大，所以决定先拿养路费开刀。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此项改革仓促推出，就已注定了今天的命运。

　　时近年底，交通部下发明年续收养路费的通知，再加上六中全会承诺加快政改、经改、文改、社改的因素，社会舆论对加快改革包括推进法治的呼声特高，于是交通部的通知就成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活靶子。

　　时评写手们几乎众口一词抨击交通部不作为，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交通部门在养路费上确有巨大的既得利益，系统内部用养路费吃喝、旅游、买轿车、盖大楼、搞福利的事情且不说，就是用于养路的那部分，也存在大量的“跑、冒、滴、漏”现象。事情整到这一步，不只是既得利益在作祟，背后是旧体制包括现有体制下的监管大难题。

　　还有，全国靠收养路费吃饭的人有几十万，背后几十万个家庭，不收养路费之后，这个群体的生计问题怎么办？这也不光是单一的维护既得利益那么单纯了。

　　这些问题时评写手未必要考虑，但交通部得考虑，国家领导人得考虑。所以，继续维持现状不只是既得利益难以割舍那般简单。

　　顾名思义，养路费用于养路。可由于投资体制改革被煮成一锅“粥”，计划年代归财政包干的公路建设投资渠道混乱，其中就包括占用一部分养路费，而且各省占用比例包括一个地区内的各个县都不同。没了养路费，投资体制又理不顺，公路建设地方配套资金从哪里出？这些复杂因素，时评写手们了解么？

　　更令时评写手想不到的是，农业、林业等部门都可以对养路费改燃油税说不。中国有几千万辆农用林用汽车、拖拉机和其他农林机械。它们的养路费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或干脆免缴，改为燃油税后，优惠怎么办？取消的话，农民那头能摆平么？还有，就算对农用、林用车辆采取少征税甚至免征税，那么，在中国现有行政运作基本处于“零监管”的现实国情下，中国会突然新冒出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辆的农用、林用车辆来。可能时评写手会说“加强监管呀”，可你们是否想过监管之高昂成本和收效是否能够对称。当有能耐的法人和自然人纷纷将私用、商用车辆披上“农林”的外衣后，新的不公平谁来对社会作出解释？

　　以上所及，再次证明，但凡改革不配套，尤其是体制改革迟滞，很多面上想做的事情就根本没法做成。就说部门利益吧，它恰恰是旧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所必然长出来的怪胎。交通部在养路费上有既得利益不假，但既得利益之形成却是体制结出来的“苦瓜”。

　　包括养路费在内的许多问题都比敲敲键盘要复杂得多。对时评写手而言，普遍的理性建设性的评论立场或许要求过高，但至少要做到先把评论对象之“复杂”梳理清楚，不可只根据一篇新闻报道，就想当然情绪化地将对象猛批一顿，譬如一上手就拧交通部的“脖子”……这对目前新闻评论的发展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