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和谐社会不仅成为政府宣传、公共行政与决策的追求，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与关注中心。而如何理解同时采取相应的举措构建这样一个我们能够安居乐业的健康社会，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会的和谐必须建立在社会结构和谐的基础之上，社会结构的和谐则意味着庞大的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现代化社会结构。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的高速、持续发展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中产阶层的出现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作为社会的中间层与缓冲带，中产阶层自出现之日就被视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出现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关联的社会命题。这样，中产阶级的这一阶层本身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就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中产阶级层是如何与和谐社会相连的？我国中产阶级阶层的现状与发展是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产阶层能否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如何开发中产阶级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力量？这成为人们理解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时需要理清的重要问题。　　

　　稳定器VS推动器：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理论争鸣与现实表现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也自然而然的认为，中产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认为中间等级起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也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之后，米尔斯的陈述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一致于提到中产阶级，人们立即会将其与政治上的“稳定器”“缓冲带”联结起来，而忘记了其他的变数与可能性。

　　享廷顿的研究指出了中产阶级社会参与的另一种可能结果。通过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中东地区）中产阶级的研究，他认为，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显然，亨廷顿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发现与传统认识中的中产阶级政治作为及其角色的差异，他指出，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这种矛盾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这样，中产阶级就有了“震荡器”或者推动器的社会功能。

　　事实上，这两种研究并不矛盾。亨廷顿的发现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指出这种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能上的争议与现实表现是想说明，长期以来理论上总是习惯于将中产阶级视为想当然的稳定器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寄希望于中产阶级作为稳定器可能会忽视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导致对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限制与压抑。从目前的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处于社会变迁与转型时期的中产阶级应该更多的充当“推动器”，即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政治热情而不是他们的冷漠与无动于衷更有利于开放、自由、民主、和谐的社会，是推进器而不是稳定器更具有建设性。澄清这一点是我们正确中产阶层社会功能的前提，也是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肯定与发挥中产阶级积极性的前提。　　

　　冷漠、疏离与参与：行动中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也是中产阶级后卫形象的具体表现。政治冷漠由来已久，即便在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那时的人总结为“天生的政治动物”时，为了保证足够的人出席全体会议，警察要拿着浸了湿油漆的鞭子把人们赶向普尼克斯山。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直接与各个团体所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成正比。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优势越大,则公民政治投入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广泛，而地位低的群体则倾向于不参加正规组织、很少定期阅读书刊，不了解社会事务,不愿参加投票。显然，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中产阶层积极有序的社会参与。

　　在我国的政治参与研究中，发现了为人们所感觉到的政治冷漠。传统文化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肉食者”谋政的观念积淀在我们的民族心理深处。建国初期阶段性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失控的政治斗争，使政治参与在民众心中产生污点，许多人对国家生活敬而远之。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差、对政府的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缺乏信任、参政渠道的不畅通都抑制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

　　但正如理论是所讲的，中产阶层是政治参与上的积极旁观者，在对自身不形成威胁的情况下，不管是出于社会参与还是保守自身利益，他们仍然会有选择地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矛盾与谨慎心态在最近期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中得以发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电话随机抽样调查表明：中产阶层较非中产阶层参与了更多的社会团体，他们认为公民好的政治参与方式是直接参与或者参加政治团体；同时他们对政治改革中“保证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着较为强烈的诉求；而且他们在参与社会选举、管理上也更为主动，在利用网络参加相关讨论时也非常积极；在谈到当前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时，他们选择“参与不起作用”的比率更大，在有关改革的相关举措中，他们寄希望于“增强深度报道，加强舆论监督”。这一切都有表明，虽然他们的社会参与行动有限，但在冷漠、疏离的外表下仍然有待机而动的热情。

　　如果说这个调查所反映只是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态度与观念，那么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城市社区维权活动则是他们开始登上社会参与舞台的实际行动。最早的公民以个人身份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社区选举以深圳的王亮为代表，这种情况后被称为“深圳模式”，其后在被称为“北京现象”的2003年北京区县换界选举中，代表私产维权者的聂海亮与代表对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的许志安当选，这表明人们的民主诉求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而不只是以前的空洞激情。（“深圳竞选风云”，《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A3版；“北京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解”，《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A4版）与此同时，社区维权式的集体参与活动也开始相继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参与中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都市中产阶层。2003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标志性转折点。由于城市规划导致的公共管理与社区矛盾，引发了后来成为集体参与社区典型的番禺丽江花园与深圳丰泽湖山庄业主维权行动，这一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个明星社区的利益博弈”：《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A4版）见《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1－2版；“丰泽湖事件：挑战制度设计”：《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22日）。

　　而这也仅仅只是城市社区维权活动的开始。在此前后，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的自主行动走向深入，业主从简单的利益诉求转向社区管理的权力诉求，由内而外波及政府与社会的行动。在对北京、上海的业主维权运动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在房地产领域和物业管理领域，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主体，包括房管小区办、地方法院和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在内的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与该集团的矛盾正是社区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在维权运动中，城市中产阶层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了理性的集体组织行动，他们利用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丰富的资源等因素将维权活动进一步规范成熟。

　　在这些维权活动中，城市中产阶级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理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的参与促进而不是影响了和谐社会的进程。这是因为，首先就根本取向而言，中产阶层是发型开放与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与秩序的支持者。他们是混乱与集体冲突的反对者。其次，中产阶级的维权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利益维护式行动，他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保护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他们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在理性的、有序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有组织的行动中以法抗争，并谋求积极的勾通，所以在合理对待的前提下不会造成对公共管理与社会秩序的影响。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行动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意义。中产阶层多数人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这引起教育培养了更富有思想、更富于理性和具有科学、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他们的参与将促进人们民主意识与参与活动的增强，这大有益于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与法制化进程。在社会参与行动中，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中产阶级的积极参与将会在很大程度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管理水平，推动政府能力的不断改进与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维权中，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业主们在与开发商、房地产商、物业管理公司等强势集团的抗争与利益博弈中，遏制了这些利益集团的扩张，将会成为促进社会利益均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和谐社会是自由、开放、宽容、民主的社会，中产阶层的参与是这种追求的积极体现，相反中产阶层的沉默与无动于衷只能导致社会气氛的沉闷，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

　　基于此，积极引导、规范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行动就非常重要。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的前提应该是中产阶层与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较为顺畅的勾通机制，借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以及他们的利益表达能够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得以积极的表现。这样，中产阶级才会激发中产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将目前中产阶层的主要基于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导向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共参与活动。　　

　　和谐力量的制约因素：内在缺失与客观限制

　　我们已经在看到中产阶层在社会参与中的积极行动，但由此认为中产阶层将成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还并不现实。首先，中国中产阶层虽然在不断发展与壮大，但这一阶层的数量与力量仍然很有限。2001年一项全国性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2003年南京大学的调查表明我国中产阶层的只占五大城市的12%。即便按最乐观的年增长1%的速度算，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也只占有15%左右。而让人担心的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阻碍中产阶级这一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的种种瓶颈也对这一新社会阶层的成长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三农问题的困局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与地位升迁；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还在限制着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大学生以及更高学历的知识群体不断严峻的就业困境，也很得他们的“白领之路”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而在社会阶层出现固化态势，社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同时，更多的中产阶级由于消费或者失业等因素随时可能被拖下来，很可能出现中产阶层的逆转或负增长。大中城市的“房奴”即是这种困境中的中产阶级的写照。

　　其次，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敏感，导致这一阶层的地位焦虑与生存压力。在高期望、高消费、高压力的生活中，这一阶层的不安全感、可能使他们自顾不暇。同时，由于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异质性很强而认同度不高的群体，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可能使这一群体的组织性减弱。同时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这些也会导致他们的社会参与缺乏稳定性与长远目标。这些都可能未来影响中产阶层本身的重要制肘。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的政治参与渠道、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与畅通，对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社区维权还缺乏必要的认识、理解与引导。这很可能将本身较为简单的社会维权活动推向对立、冲突的另一极，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我们在促进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时应该作为考虑的因素。同时，造成中产阶层生活焦虑与紧张的一些领域与制度如城市房地产市场、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也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同时降低他们的社会参与积极性。

　　诚然，我国的中产阶层数量仍然很少而且中产阶层成长、发展的环境还不够完善，我们距离一个稳定、和谐的“中产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就现代化发展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趋势而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与社会结构的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产阶层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不容忽视的主要社会力量，但他们会成为时代的主角还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不仅仅关系到这一阶层的社会影响，而且与和谐社会的理想诉求密切相关。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中产阶层已经参与到了社会变迁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阶层的作用与能量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挥与释放。而中产阶层是否能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有更大的作为，这不仅与中产阶层自身有关，更与这一阶层的发展空间与发育环境密切相连。就中产阶层自身而言，除过完善自我之外，他们需要有更为积极的政治参与、社会行动，更为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抱负；就阶层发展的空间而言，我们仍然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为中产阶层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中产阶层的积极性，调动这一社会和谐的主要力量。

　　占社会人口一定比例的中产阶层及其社会作用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与前提。充分发挥中产阶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与力量，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创造中产阶层成长的和谐社会环境，这是相互作用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该将中产阶层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作同等重要的事情来运筹。

　　王建平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