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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繁殖”，这个中国高校的老话题，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的一个调查，最近又重新成为高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顾海兵教授所做的调查只是选择了中国知名度比较高的17所大学，而且仅以其财经类学院或系为对象。在被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行对比调查的海外6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中国青年报11月2日报道）。
在独特“国情论”下，中国高校的“近亲繁殖”现象不仅没有消退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两所高校同专业“老死不相往来”的奇特景象。顾海兵担忧“近亲繁殖”现象导致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非常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他无疑看到了“近亲繁殖”带来的恶果，但“近亲繁殖”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近亲繁殖”现象来自于目前国内高校的行政化、利益集团化。与国外大学基本来自“私营”不同，国内高校按照行政级别的不同，从而赋予对等的行政资源——国家教育政策的倾斜、地方财政拨款的供给、人事制度的“准官僚化”以及教师学生数量与质量的“半计划性分配”。众所周知，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向于封闭式状态，即内部所有资源（人员、资金）只呈现少量的内循环，而缺乏足够的外部自由流动大环境。行政化的好处是保证资源供应的可预测性——高校对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教师肯定最为熟悉，其沟通成本似乎相对最低，一旦出成绩则可完全归功于本校培养体系的完善。
高校内部生态的封闭化，又使得利益集团化几乎是必然的。两所著名高校的同专业“南北鼎立”，使得相互之间都不断强化“内部资源最大化”，同时“外部资源最小化”。通过血缘关系整合资源，通过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确立对资源的绝对控制权，从而主导本校教育科研走向，达到“学校资源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权威姿态，这几乎已成为官僚体系的通行毛病。比如铁道部门有铁路子弟学校、电信部门有职工子女就业“绿色通道”。利益集团化追求天然的垄断状态，要求形成自上而下的科层级组织结构，下一级完全服从上级，作为回报，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不是来自科学理性的指标化体系，而是更多从情感、利益等非制度因素出发，这就有了屡屡出现的“外校学生考研成绩好过本校学生，结果淘汰的是前者”现象。
于是，我们看到了“鱼缸式高校”，中国高校通过近些年的合并，已经足够大了，如同打造了一个美仑美焕的金色鱼缸，本校的老师学生就是游在其中的观赏鱼，安逸地享受着宁静、舒适的小环境。而来自外校的人才如果想进入，就会碰上一层无形的玻璃墙，遭到内部人的无形抵制。
只有在落后、原始的血缘、宗族社会，近亲繁殖才会流行。这并非出于“血统纯洁”的单一考虑，而是小圈子选择余地狭窄、拥有婚姻决定权的“父母”考虑自我利益多于“儿女”利益的后果。“近亲繁殖”暴露出目前高校管理制度的重重弊病，并且绝非如某些教授所呼吁的，依靠扩大研究生导师自主招生权所能解决，如此反而带来权力的集中化、“内部人控制”现象更加严重。在全球教育资源日趋多元化、教育竞争一体化的今天，当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高考都已打上门时，停留在“前市场时代”的中国高校还能将“近亲繁殖”维持到几时，取决于有关决策人士是否能对高校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心与毅力。但改革开放已经从经济基础层面走向上层建筑，这个时代命题不容我们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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