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改革面临两大难题，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公平分配经济利益？这两个问题，不在理论上作出解释、不在实践中予以解决，中国改革就无法推进。经济改革实际上的停顿，已是明证。

　　2006年9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就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进行了研讨，有11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可喜的理论成果。

　　拨开生产资料所有迷雾，看剩余价值分配

　　以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确定所有制的性质，是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发生分歧、产生混乱的理论根源。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公有、私有，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名义是公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少数人占有，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反之，生产资料名义是私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

　　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提出的见解。他认为，从微观层面看，无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人企业、股份企业，剩余价值被投资的股东拿走了，这统统是资本主义企业，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实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范畴，不是企业和市场范畴，社会主义不要到企业里去找。社会主义是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收归社会，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我国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没有社会保障就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纯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全国统一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即解决医疗、教育、住宅的制度性短缺。

　　拨开生产资料占有迷雾，区分直接公有制与间接公有制

　　华侨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刘新宜认为，理论混乱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四项权利中，重占有权，而轻收益权。

　　以农村家庭承包制为例，除了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外，其它权益主要由农户支配和享用。集体与国家拥有100%的土地占有权和30年一遇的土地处置权，而农户享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30年之内的土地处置权。因此，家庭承包制属于很高程度的私有属性。相反，瑞典私人企业占90%，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公共部门支出占GDP的70%以上。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看，瑞典主要是直接私有制，而从收益分配看，大部分为公众所有，瑞典实行的是一种间接公有制。融资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民主有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公有制也可以有直接公有制和间接公有制。

　　私有制的长处是权利明、利益清、效率高、活力强，弊病是两极分化、贫富扩大。传统社会主义办法就是以直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虽然克服了私有制的弊端，但也使私有制的长处荡然无存。社会民主主义的办法是形式上保持私有制的主体地位，避免触动其占有权，但运用多种举措对其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尤其是收益分配进行干预。这样既保存了私有制的活力，又克服了私有制的弊端。

　　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国家可采取调节措施，利用收益分配，使直接私有制成为间接公有制。这样就不必担心直接公有制的多少、不必刻意保持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直接公有制的减少意味着间接公有制的增多。直接公有制与间接公有制的比例，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完全根据生产力的需要、公共利益的需要来确定。

　　资本主义国家的总趋势，是间接公有制的增多与强化，这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我们放手发展直接私有制，同时通过调节转为间接公有制，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

　　拨开社会主义结构迷雾，重现社会主义功能

　　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是社会主义结构论。1936年苏联生产资料实现单一公有制后，斯大林即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不顾生产力水平、不顾人民生活需要，盲目追求公有化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普遍贫穷。

　　邓小平开启了功能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力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参照、学习、引进；不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即使称作社会主义的，也要改掉。中国的改革就此起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原社会主义的结构。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从理论上概括为，结构社会主义与功能社会主义的分歧，其实质就是为什么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那么，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传统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在理论上也与马克思的原意大相径庭：一是马克思主张“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斯大林的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无份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没有制”；二是马克思“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作为过渡措施，“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则是目标模式。斯大林则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

　　按功能论来看，非公经济，不用国家投入，却向国家交税，这就为国家增加了财力，为人民增加了福利，有利于民众的幸福。这样的企业多多益善、越多越好，浙江就是如此，非公经济已超过90%以上。而按结构论来看，非公经济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异己，超过50%就要改变中国颜色。

　　按功能论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国家承担风险、国家特许垄断，而国有企业赢利不用上交，好处由经营者和员工分享，纳税人和国家都不得利，亏损却由国家埋单，最终仍是纳税人掏钱。办企业不是国家的事，应让私人、外资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来办，国家就收税。人家投资，国家收税，人家做蛋糕，国家分蛋糕。什么企业都由国家办，办了又要国家管，亏了还要国家补，盈了就让人家花。结果，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福利，国家却拿不出钱。成绩就是办了许多国有企业，公有制控制了一切。于是宣布建成了谁也不喜欢的社会主义。结构论就是这种傻瓜理论。

　　如何多生蛋、鸡蛋归谁吃

　　社会主义理论并不复杂，当前的争论也很容易辩明。用养鸡生蛋的例子来说明。

　　很浅近的道理，要多生蛋，就得多养鸡。所以，家庭可以养，私人办养鸡场也可以，外资来办洋鸡场更欢迎，还有股份制、合作制养鸡都鼓励。养鸡不是国家事，国家的职能不是养鸡。这是因为办鸡场需国家投资，国家的钱要花在社会资本不愿投、而公共利益十分需要的地方；国家又办不好养鸡场，委托人管理，既要费用，又难于监督；国家还要承担养鸡的风险，病鸡、瘟鸡还得花钱。但有两种情况，需要国家投资：一是开发种鸡，风险高、投资大，社会资本不愿投，而养鸡事业的发展又需要；二是保留有战略意义的种鸡，当瘟疫袭来时可向社会及时供应子鸡。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多养鸡是为了多生蛋。至于鸡谁来养，采取什么所有制结构，由养鸡的需要决定。硬性规定一种结构，规定公养与私养的比例，有害而无益。

　　蛋归谁吃，这是关键。谁养鸡，谁吃蛋，这是一条原则。养鸡的不让多吃蛋，谁还养鸡？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蛋的供给，还要人省下蛋来孵鸡。不保护私人产权，没有人会省蛋孵鸡。我们的政策基点，应该鼓励养鸡，放手让一切有本事的人多养鸡，不要怕养得多，蛋怕多吗？这样，必然出现，有的养鸡多，有的养鸡少，有的蛋吃不完，有的没蛋吃。所以，必须实行第二条原则，保障人人都可以吃到蛋，这是国家的责任。社会主义就是保障人人都可以吃到蛋，对老弱病残者等弱势群体还有多一份照顾。随着养鸡多、下蛋多，社会保障的水平就可逐步提高。社会公平，不是人人吃一样多的蛋，而是让强者多养鸡、多下蛋、多吃蛋，同时弱者也可保证吃到蛋，并不断提高保障的水平。

　　传统社会主义就是由公家包办养鸡场。由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公家鸡场生蛋率很低，又不准其他人养鸡，结果鸡不多、蛋很少，虽然人人可以分到蛋，但是不够吃。改革开放，允许非公办养鸡场，但规定必须以公家为主体。这本是一种策略性措施，现在成了一条原则。公家养鸡效率低，才鼓励非公养鸡。只要愿意养鸡，谁都可以养。有什么必要规定，公有、私有的比例？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不是规定谁可养、谁不可养，而是蛋分配的公平不公平。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改革开放，养的鸡大大增加，收上来蛋也不少，而政府人太多，先把蛋吃了。剩下的蛋，政府又把大部分去办养鸡场，因为要维持公有制为主体，只拿出一小部分提供社会保障。这就引起一场争论，该不该鼓励私人养鸡，并把弱者吃不到蛋作为主要理由。解决的办法是不管公家养鸡效率高不高，不管公家鸡场的蛋谁吃了，但一定要坚持公家为主体，国家要拿更多的蛋来养鸡。用弱者吃不到蛋为理由，推荐的办法正是弱者吃不到蛋的原因。

　　现在来看实际情况，2003年国资委所管理的193家重点国有企业中，经济增加值为正数的只有49家，不到30%；增加值为负数的达134家，超过70%。这就是说重点国有企业的多数，不仅不为社会增加蛋，还在消耗蛋。盈利的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税似乎不算少，但要还国家投的本、扣除国资管理的费用、还要弥补亏损的国有企业，这就所剩不多。而非公经济所交的税，这是国家的纯收入。有人反倒要加以限制，被说成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国收益分配中的问题就更严重。从1978年到2003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性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9000亿。余下的钱，大部分投向经济建设，2003年经济建设投资7410亿，社会文教投了6469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0年至2003年维持在24-26%之间，最高达到28%，2003年又回落到26%。从社保、教育、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看，2003年德国为34%、法国为30%，俄国、巴西、南非、伊朗在10-27%，而我国仅为7%。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公共卫生社会公平排名，我国在191个国家中为倒数第4位。公共卫生投入，政府投入所占比重，发达国家为70%，发展中国家为55%，我国2000年为39%，2003年下降到17%。

　　由于社会保障的面过小、社会保障的水平过低，民众要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等开支，就不敢消费，造成储蓄增加、内需萎缩，不得不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带来经济的虚假过热。分配的不合理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响，造成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融合

　　今天世界的大趋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融合。资本主义已不是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起初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生长社会主义，可归纳为三种模式：

　　一是被动式。美国是民选政府，为了争取选票、讨好选民，政府不得不重视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且提高了，就降不下来。美国花在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的开支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40.9%。

　　二是主动式。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即“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这就是资本主义主动嫁接社会主义。德国企业监事会可任命和撤换董事，决定董事报酬，对董事会实行监督。监事会成员的一半是员工和工会代表，一半是资方代表，监事会主席拥有2票表决权。这既保障了资方的决策权，又充分考虑了员工的利益和意见。

　　三是目标式。社会民主党人创建了我们称之谓福利资本主义。瑞典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公共部门支出占GDP的70%以上，实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

　　这说明，资本主义要发展，不能只考虑资本一方的利益，而是要兼顾“利益攸关方”，即社会各方的利益。这就是马克思创造的社会主义理念。缘于马克思的批判，迫于工会的压力，更在于实际运行的需要，资本主义嫁接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有了生命力。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成份，这是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

　　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也主张先实行新民主主义，再建设社会主义。但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旨意、毛泽东推翻了自己的主张，都想一步跨进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尝试。迄今为止，人类历史还没有找到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办法发展生产力。所以，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

　　我国目前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原体制的权力垄断加上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使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蒙上一层阴影。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公共产品缺失，自然引发了对改革方向、改革道路、改革目标的质疑。倒退不是出路。中国改革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上要提高效率，在分配上则要注重公平。

　　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这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大潮流。顺之昌，逆之亡。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按照幸福标准，生活富裕只是其中一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基本特征：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则提出“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即：“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

　　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相结合，这要看一国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这就决定了中国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也不能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

　　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全球现代化就是把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推广至全世界。目前，全世界总人口65亿，发达国家人口仅14亿，还有25亿人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能源设施，24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备。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基本生活水准的情况下，现在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25%。如果65亿人口，将来90亿人都要像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那要20个地球，中国则需要6个地球。因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不能持续的。同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即物质极大丰富，财富源泉涌流，实行按需分配，对于某一个国家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对全人类来说，对于中国来说，是做不到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需要两个超越：超越前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引进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不照搬西方资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党提出的 “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

　　徐景安作了新的理论解释：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人的需要为宗旨，人的发展为中心，人的持续为原则。

　　“全面小康”就是经济殷实、资源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

　　“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

　　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物质需求的有限满足、精神自由的充分享有、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人类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我们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发展，不只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是世界的未来。而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可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

　　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徐景安执笔）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