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之后，竟然发起疯来，以我的小人之心看来，范举人发疯的主要原因是，他明白自己“从今不再受那贫困苦”，用陈佩斯在小品《主角配角》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来形容就是“银票大大的”。后来，果然有做过知县的张老爷前来称呼“亲切的世兄弟”，并且送银子、送房子。如此看来，范举人的确是托了科举制度的福。

　　“浙江12月将组团赴京招人才，博士后可挂职副县长”（《现代金报》10月30日）的新闻不禁让我联想到范举人所处时代的科举制度，当然，科举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它在历史上自有其积极作用，我比较质疑的是：在目前人才济济的条件下，有必要采取“博士后挂职副县长”的方法来显现地方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吗？是否有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可以证明博士后做副县长一定比博士、硕士、学士英明神武许多？如果没有，这一举措似可看作有关部门学历崇拜的高峰和“高疯”（高度疯狂）。

　　即使博士后挂职是担任并无多少实权的科技副县长，我认为也不尽合理，它更像一部追求轰轰烈烈秀场效果的闹剧，甚至毫不客气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本来就缺憾多多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又一次公开的损害。一名博士后是适宜担任副县长还是去做学问，完全取决于博士后本人的能力、兴趣，如果官方采取改变常规提拔、考核要求的方式去有意吸引博士后挂职副县长，则难免对社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暗示：能力高不如学历高，学历高等于职位高，“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说得不错，范举人疯得确实有道理。

　　所谓“尊重知识分子”，其部分内涵是指要尊重知识分子的独立学术见解、独立思考空间，不是拿出几顶乌纱帽来给知识分子戴上就显得尊重了。某些博士后也许可以做一名称职的副县长，可是他不应该享有“坐直升机”的特权；某些博士后也许不愿意做副县长，可他又眼热职务所带来的相关待遇，这其实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这年头的乌纱帽本来就紧俏，腐败分子任人唯亲“唯”掉一部分，贪官卖官鬻爵“卖”掉一部分，如今博士后挂职又“挂”掉一部分，我真替那些兢兢业业、政绩突出的公务员同志们的升迁表示担忧。“博士后挂职副县长”看似是一桩正常不过的小事，但它所引起的复杂的社会心态变化却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