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狄更斯《双城记》

　　计划生育或者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以来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梁，2003）我国一些有识之士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宣传和呼吁国民节制生育开始，到70年代初、中期由中央政府提出的“晚、稀、少”，都是从宣传、提倡和鼓励的层面进行这一项活动的。1978年年中，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开始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紧接着就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推行“一胎化”，来势极快、极猛。虽然到1982年年初中央就已经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其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促。但是，它的影响却长久而深远。第一，“一胎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让政府突然间有权决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了。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几乎绝无仅有。如果我们联系到同一时期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实习的改革，就知道20多年来用政府和法律来规定老百姓生孩子的数目是多么的荒谬。因为，正是从那时到现在，中国政府逐步明白了不能由政府规定企业生产。但就在政府不再规定企业的产品数量时，它却转而把许可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强制公民必须做到。第二，“一胎化”的根基深厚而顽固，20多年来它一直深得政府官员的喜爱。不错，“现行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但是，“一胎化”又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现行生育政策就隐含着“一胎化”。所以，“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大多数地方仍然执行的是“一胎化”。当然，更无须说明，直到现在我国城市仍然是“一胎化”。

　　因为至今我们还没有走出“一胎化”的时代，所以，我们理应研究“一胎化”。平心而论，不要说我国的相关法律，就是中央的任何正式文件中也都从来没有使用过“一胎化”的字眼。所以，它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它产生于1978年。1978年，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一个起点，一个转折点和一个分水岭。中国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她完全可以配称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么，伟大的年代怎么产生了“一胎化”？

　　一、1978年，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形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氛围和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从党内斗争的状态转而看世界，国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触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实现经济起飞，甚至于像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原来很落后的地区现在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一些地方。和国外比较，我国是明显地落后了。所以，中央不仅强调“四个现代化”，并热切希望加快建设的速度。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制订出一个新的宏伟目标，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并确定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按照这个规划，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十年规划分别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和1978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

　　此外，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也促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切求成的心态。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苏联因为插手阿富汗，都无暇他顾。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经受了石油危机的打击，处在经济萧条中，闲置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考察访问。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答应给中国50亿美元贷款，北威州表示可以给100亿美元。

　　随着对外的了解和考察，急切发展成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高层的强烈愿望。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年规划”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6月下旬，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指距离2000年只剩下23年了——转引者注）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22日，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连续召开两个多月务虚会，会议主题是研究如何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到会讲话十几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在会上，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甚至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严重脱离我国实际国情的、企图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主要建立在利用外资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形成了。

　　二、70年代后期我国城乡严重的经济政治形势

　　和中央高层高涨的激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当时我国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首先是农业严重落后和农民普遍贫困。长期计划体制建立在牺牲和限制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在农业集体经济中生活和生产的农民，上个世纪70年代仍然处于普遍贫困之中。陈云有次就警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从全国的情况看，当时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按人口平均的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水平。1976—1978年三年净进口粮食265亿斤，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1978年，进口粮、棉、油、糖等生活必需品就花费了2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5。农民1965年从集体分得收入52.3元，1976年为62.8元。11年间增加10.5元，每年增加不到1元。农业的严重落后必然地影响到了城市，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即使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计算，至少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次是城市职工生活欠账累积已很严重。与“文化大革命”前比较，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还有所下降。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月工资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 生活欠账很多，问题成堆，如住房紧张、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等等。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一份住房调查报告的资料反映，1978年，182个城市共有缺房户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8%。其中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住厕所的131万户，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大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

　　特别让各级政府深感头痛的问题是城镇就业的矛盾尤其尖锐。全国约有两千万人需要安排就业，其中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的复员军人105万，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人，插队知识青年700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230万人。记得在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无论讨论哪个专题，代表们都很自然地联系到城镇青年的就业和待业问题、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深切地感受到政府面临的巨大压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警告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

　　三、急切心态下的“洋跃进”

　　老一代革命家陆定一曾经总结建国后我国历史经验说“折腾皆由急躁来”，的确如此。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内经济达到“崩溃的边沿”，社会压力很大。另一方面看到国外的发展，希望很快改变落后面貌。所以，在讨论、酝酿如何发展的过程中不顾我国实际情况和急于改变落后状态形成的高目标，当时的中央只能采取一种非常规的办法，把发展的基点和希望建立在利用外资和依靠进口先进设备方面。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12月5日，化工部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报告，年内同国外签订了大庆石油化工厂等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除此之外，该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等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

　　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的时间里仓促签订的合同，其中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这么多大项目同时引进，对国家财力是很大负担，对整个国民经济也是很大冲击。

　　四、 “洋跃进”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8年，在全国“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宣传下，整个国家都和国家领导人一样沉浸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中。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就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和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各条战线都需要有较高的指标才能适应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需要。1977年9月30日，也就是国家计委正在修订国家十年计划的时期，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提前实现“五五”人口规划。从此以后，计划生育指标不断被提高和加码。同年12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很高的、年年加码的计划指标：“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8年降到11‰，1979年降到10‰，1980年降到10‰以下，争取提前一年实现‘五五’人口增长规划。” 1978年2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提出“力争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是党的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修订的发展规划，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央考察团汇报，以及之后连续两个多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陈慕华都是直接的参与者。此外，由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国务院有关部委司局级以上高级干部，所以，中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的决定，是大家都十分了解和熟悉的政治新动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有关政策、措施，特别是解决领导方面存在的认识问题，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根据会议进展和发展，新一届领导显然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作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陈慕华在讲话中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开始为“一胎化”定下基调。1978年10月26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1978年9月19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可以把是陈慕华的上述讲话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提法都看作是过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不断从紧提出高指标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继续。但值得注意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用了接近3个月的时间才写出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央又是过了一个多月才批发这份报告，也许反映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犹豫。该文件下发以后，在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关的推动下，“一胎化”的实际生育政策在全国不少的地方得以迅速起步和发展。江苏、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召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辽宁、河南、河北、上海等召开地、县会议，吉林省以电话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全省。特别是广东制定了30条，天津制定了8条，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都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2]

　　1979年1月4-17日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因为在会议之前，许多省份已经朝着“一胎化”的方向有所发展，所以，这次会议相当于一次战地动员会。会议强调搞好计划生育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陈慕华在会议上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我算了一下：一年如果只生700万到800万，比现在再少生1000万，扣去死亡600多万，一年净增100到200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现在一年出生1700万到1800万太高了。各省要提一个人口控制数字，作个规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0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虽然经过26年的历史沉淀，我们已经不能准确感受长达两周会议的氛围，但根据发表在1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还是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一胎化”的会议主旨：“这次会议强调，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生育第二胎就要受到限制，“一胎化”正式亮相出场了。

　　至此，提倡和鼓励“只生育一个”开始在中央各种会议上不断频繁出现。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1979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指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作为“一胎化”的提出者，陈慕华副总理在各种会议上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其完善和发展。

　　1979年8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长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陈慕华副总理6月27日在中央党校给党的高级干部讲课时的讲课稿。文中提出“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章把五届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要求的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修改为进一步降到千分之五，第二个阶段，争取到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为此，陈慕华说：“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

　　1979年12月15-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会议认为，为要确保国家下达的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5‰和8‰的指标，“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会议一致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18日，陈慕华在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

　　作为符合当时我国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一个政策，“一胎化”的政策从其开始提出就手受到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支持。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1979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指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说：“我们应当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从现在起，就要按这个目标，尽快拟定计划和措施……”

　　1979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1980年9月7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则把计划生育领导机关极力推动的“一胎化”活动，推到高潮。

　　五、提倡只生一个和“一胎化”

　　在讨论“一胎化”政策过程中，也许有一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不清。这就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文件中，在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说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在实际工作部门，却是实行“一胎化”。所以，不少的人认为，中央并没有一个“一胎化”的政策。这多少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什么是“一胎化”？化者，转变之谓也，意属“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所以，“一胎化”就是要求老百姓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个政策无论从中央机关或者地方政府，都确实存在过。倘若不以为然，我们再重温一下有关文献。

　　根据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10天前结束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1979年12月18日，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说：“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

　　1981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行的奖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两胎和多胎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

　　1982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

　　控制和限制二胎，要求城市95%、农村90%以上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都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一胎化”确实是那个时代由中央政府推动的一项重要政策。

　　六、“一胎化”的发明权究竟是谁？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胎化”形成后，围绕这个政策究竟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先后出现过这么几种说法：①群众的要求；②刘铮等人口研究人员提出来的；③宋健提出来的；④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来的。

　　关于群众说。我国居民自愿实行计划生育至少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先进地区都没有激进到让老百姓“只生一个”。1962年11月，天津市曾提出“生两个孩子为合理，有条件的可以生三个”。同年12月，陕西省提出“最好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1963年，上海市在市区提倡“少、稀、晚”。同年11月，云南省在《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64年1月，广东省在《关于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的若干政策规定》中提出“晚、稀（两胎间隔3、4年）、少（一对夫妇生育2-3个孩子）”。

　　在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中，即使在没有任何节制生育的情况下，不生育，生育一胎、二胎、三胎直到生育10多个孩子，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之前，那些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提出别的家庭应该跟随他们也生育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约到1979年年中之后，各地才相继出现“倡议”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社会现象。此外，根据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的一份报道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说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1979年前后提出来的。新华社记者在题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的稿件中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因为我国的有关制度规定，新华社发表的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这类稿件，是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的，所以文章的内容应该准确地反映了陈慕华的观点。

　　关于刘铮说。根据陈慕华在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讲话，“最近拟由国家计委、劳动总局、财政部、社会科学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口研究所，成立一个小组，研究人口政策，提出我国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较好，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个建议。……对只生一个的要给予奖励……” 说明在半年之前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时，并没有经过人口学家和研究机构的科学论证。陈慕华这里说的“人口研究所”，应该是刘铮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因为，当时全国仅只有这么一个人口研究所。陈慕华这个动议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始终也没有见到这个由国家计委等四个中央机关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两个研究单位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出现，所以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产生。

　　大约在相同的时期，刘铮、邬沧萍、林富德三同志是有一个《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研究报告最早是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3]不久前，我从20多年前的一堆资料里发现了在1979年夏天抄录的这篇文章。文章首页上方位置注明“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之六”，下面3行是“李副主席批示：同意印工作会议同志参阅。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再下方五行是“李副主席：这篇文章我觉得不错，是否可以印发给参加工作会议同志参阅，请批示。陈慕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从第2页开始是文章的正文，题目是《刘铮等同志提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上述引文中的李副主席是指李先念，当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该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刘铮主持的《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时的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文章前配写了一个编者按，说“这个研究报告是1979年3月写成的”。那么，这一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刘铮去世后由其他作者再次发表和刊登的一份刊物的引言说：“此文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后，根据国家领导人的号召，要研究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现实问题而写成的一份向国务院递交的研究报告。”可见，文章写于1978年12月-1979年3月，即1978年10月中央69号文件批发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之后和陈慕华提议由四部委两研究单位共同成立课题组之前。

　　有趣的是，刘铮曾经在笔者面前直接否认他是“一胎化”的始作俑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其间，刘铮同志对我说，他们于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社会上那股说“一胎化”是由我提出来的传言。细读文章，上面引的编者按语清楚告诉读者，文章完成于1979年3月，此时早已经有了“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了。其次，文中关于“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第4点说：“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关键在于少育，降低妇女生育率。现在多胎率约有30%，控制住三胎就能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幅度下降。要大力提倡一胎，加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作者的观点已经说得明明白白：提倡一胎，控制三胎，不反对二胎。这当然不能说是“一胎化”。

　　关于宋健说。宋健是搞数学的。宋健对于人口学界来说，是个异数。1980年2月13日，宋健等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在媒体最初露面的顺序为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其中田雪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人员，李广元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同龄人、七机部第二研究院技术员，于景元也是同一单位的工程师。1979年11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认识后，到80年代中期他离开学术界去美国前的几年里，李广元和我有过一段学术上的交往。他给我谈到他们这些搞数学的人是如何走入人口学界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那时，中国已经有15年没有搞过人口普查。而且，其间还经过10多年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总人口是国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宋健1978年的一次欧洲的学术访问中，东道主向客人提出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给了他。从此，李广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4]李广元看见北京火车站和许多换乘公交车的地方张贴的路标，一路找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要求参加会议。主办并主持会议的刘铮同志认为搞数学的要求参加人口学会议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仅同意听会，但并不属于会议正式代表，也不发提交会议的论文和相关文件。笔者是这次讨论会的正式代表，亲自聆听陈慕华副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显然是几个月前组成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委托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除了刘铮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许涤新也是会议的领导人。宋健等未能成为会议正式代表，说明这时还未和陈慕华发生工作联系。而在此之前，不仅已经有了陈副总理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有关“生一个”的基本思想，而且有了10月26日中央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明确提法。

　　笔者亲自经历了李广元在1979年成都会议上，如何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身）在内的会议代表的。李广元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热情和善于宣传鼓动的小伙子。在控制论介入之前，传统的人口预测都是依靠手工方法计算的。李广元宣传说他们使用计算机，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打印出来了。和以前传统的人口预测比较，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准确、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学家望尘莫及的。这次会议是我国搞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同志在人口学界的第一次亮相。当时，西安交大也有一部分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同志在摸索人口预测。我检索了一下手头保存的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目录，系统工程方面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西安交大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和七机部二院宋健李广元《关于人口问题的定量研究》。从文章的题目不难看出，系统工程专业人员也是刚刚开始涉猎人口领域。不过，由于西安交大参加会议的王月娟老师温文尔雅，不似李广元活跃。另一方面，西安交大也不具有七机部直接隶属中央机关所具备的政治、地理条件。所以，没有七机部二院那样在会议上获得那么成功。虽然20多年了，我至今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已经知道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要和李广元他们连接一起。

　　1979年11月14日成都会议结束，1980年2月13日首都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记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稿件，加上此后为配合这篇重要稿件陆续发表的几篇署名文章，其主题虽然也都是鼓吹“一胎化”，但都已经是陈慕华副总理 “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之后。所以，宋健等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政策的宣传和论证者。“我国学界主流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注释和论证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会先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什么新观点的。”（梁，2005）至于宋健及其所谓研究小组由此而来的名噪一时和腾飞，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5]

　　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洋跃进”的纠正

　　1978年发生的“洋跃进”进一步激化了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本来就严重存在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其实，传统的计划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多年来基建所需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供应基本是“三八式”：计划分配时只能满足需要的80%，订货时只能分到分配数的80%，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建设周期从一五时期的5年延长到10年。据计算，建国以来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有2000亿元未完成。 1978年又一再追加投资，在建大中型项目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1978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其中150亿元加给了基本建设，不仅影响了解决生活欠账问题，而且加剧了投资效益的下降。1978年的“洋跃进”不仅带来的缺口比以往大得多，而且出现很大的赤字。1979年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另外，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也相差100多亿元。1980年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问题还在于，按当年国家财政能够提供的投资额计算，即使不再新增基建项目，要完成1978年全部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33个，总投资达3700多亿元），大约也要10年时间。

　　一系列的严重困难，迫使在1978年年底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新的中央不得不重新思考。1979年3、4月，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和工作会议，讨论经济计划并做出纠正“洋跃进”和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定。这两次会议都严肃批评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企图依靠外国贷款和单纯引进技术搞建设的思想，指出当时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确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不惜冒违约和接受处罚的风险关、停一批已经上马和准备引进的项目，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也正是这次经济调整让不少人思索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并开始实行以扩权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重新认识市场问题。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八、现行生育政策——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点，中国进入一个改革时代。所谓改革，是指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政策更符合客观实际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在此深山中”。由于中国的改革是由党领导的，党决定改革方案和改革方式方法以及改革时间，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层，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长期在传统体制中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往往对传统体制的许多弊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再加上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党的高级干部中一直就存在着一个维护传统体制和反对改革的倾向。所以，一方面，20多年来的改革在计划体制的核心部分和涉及根本制度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由政府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也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外和体制的边沿属于政府控制相对松散的部分，改革阻力相对比较小，我国实施改革的策略一直是放开体制外和选择时机推动体制边沿部分的改革。

　　1980年代，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都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一点也不许改动。那时，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没有被当作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农民的极度贫困，却成为先于改革的重要因素。1978年到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民搞“口粮田”、安徽农民偷偷搞包产到户。但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七省三县座谈会上，包括国家农委主要领导和大部分地区的领导却都对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持否定态度。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分歧和争论仍然十分激烈。大多数省市领导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其中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坚决反对，只有贵州、安徽、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少数要求改革。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包产到户对发展机械化有影响，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后退。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插话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意见分歧很大，会议已经无法继续进行。由于阻力较大，中央不能在全国推行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家庭承包责任制。1981年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东北时，写信给中央，建议各地农业生产责任制采取群众自愿，让群众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中央按照这个精神形成的1982年1号文件，才解决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农业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迅速改变了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所有制，推动了我国农业全面改革。以生产责任制入手的农业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新中国30多年未能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赢得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主动权。

　　在同期的人口生育政策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与经济体制相同的改革策略。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出以后，全国不分城乡地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显然是由于“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试图解决这一政策问题。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统计，1981年到1982年10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了4次会议研究计划生育问题，形成了3份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1981年9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分两次在北京举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着重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会议提出，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有实际困难的，可以批准生两胎。不管采取那一种方案，都要切切实实做好工作。

　　12日，鉴于计划生育座谈会对改变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分歧和阻力，显然与已经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不符，所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止会议。赵给总书记胡耀邦的信说：“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

　　根据中央的要求，除了西藏、宁夏、新疆等三个自治区未报意见外，26个省、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同意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级6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表明改变“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省、市一级党委和政府中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同年12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绝大多数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黑龙江杨易辰、江苏许家屯、国家计委宋平等同志提出，对可生育二胎的限额占50%定得太宽了，最多掌握在40%，低限以10%为好。天津胡启立提出，必须严格控制二胎。辽宁郭峰、湖北陈丕显、四川谭启龙则提出，不要规定二胎的比例，由各地内部掌握好。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人口密度大、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省市感到中央建议的第二方案也放得太宽了，允许对生育二胎的规定有一个幅度，由他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己掌握。[6]

　　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党委、政府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在1982年中发[1982]11号文件中，以第二方案为核心，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关于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经概括了后来被称之为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主要指第一胎生育女孩，这种写法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但是，中央文件做这样含蓄的表述，却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中坚持“一胎化”的人钻了空子。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全国的生育政策达到中央1982年11号文件规定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上，大约走了10年的路程。

　　1984年1月和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的会议，是计划生育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两次会议。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一个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国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4月13日，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有名的中发〔1984〕7号文件按照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产生误解，7号文件下达后，中央书记处又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一个内部通知，再次强调：“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这一点，只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不公开宣传，并要有一个缓和渐变的过程。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20多年过去了，我国生育政策再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

　　十、小结

　　“一胎化”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1）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粉碎“四人帮”和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国家机关都沉浸在不断拔高计划目标的氛围中。

　　（2）那个年代还是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所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相信四川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71-1978年之间短短的只有7、8年的时间里会由29%下降到6.1%，所以也能认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7年提出的每年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要求，能够在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争取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进而提出“今年我们要力争使全国人口增长率降到10%左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它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

　　（3）那时候不仅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时代，而且还是拍脑袋的时代，国家许多事务要由“长官意志” 决定。所以，那个时代又是盛产高指标的时代。脱离实际的、过高的指标不断被制造出来，然后就是用脱离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争取实现它。“洋跃进”和“一胎化”都是在中央政府制订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后，为实现高指标而采取的政策措施。

　　（4）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只有国家公权而没有公民私权的年代。在那时，只要从逻辑推理上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要国民做出任何牺牲，国家公权可以随时进入属于个人私权的领域，而无须任何依据和解释。“一胎化”属于典型的公权进入和侵犯私权的事例。在一个国家，如果政府连公民生育的问题都可以干预、规制和决定，那它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了。

　　（5）在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有文件以及正式场合，都没有“一胎化”的提法。这也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即说明中央领导核心对这个问题整体的认识并不是要“化”，而是要求国家对国民进行的一种提倡和鼓励，反映出国家领导层面的一种意向。

　　（6）1978年代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处于转折时期的那些推动改革和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在这个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非常之多，以至于那些处在关键性社会位置的他们来说许多重大的问题可能都来不及做，包括那些应该解决的问题却由于遇到相同营垒的反对而无法解决。“一胎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问题。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事务中，党的工作和国家经济工作一直都属于工作重心。“一胎化”虽然产生于1978年，但那是由主管计划生育的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提出并逐渐得到形成和发展的。虽然这一政策得到中央的认可，但那始终属于部门工作。中央在那个时期和以后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那才是国家的中心工作。更何况那个时期，中央所提出的许多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方案都会遭到党内高级干部的反对。1981-1982年中央试图用允许农民生育2胎取代“一胎化”，也遇到了党内普遍的反对。

　　（7）“现行生育政策”是当时中央为纠正“一胎化”征求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意见时提供的必须二选其一的两个方案之一，并且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各个省市党委所选比较严格、偏紧的一种方案。从现行生育政策形成过程可以感受到，中央推出这一政策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是对已经实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和校正。

　　（2006-7-5 初稿）

　　[1]在同一时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据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2] 发表在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华社记者的题为《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介绍天津市代表发言时说，天津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

　　[3] 2003年我的《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总量和大陆妇女生育水平研究》凭记忆将其记述为“全国计划会议的参阅文件”，有误。应为该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4] 1979年11月在成都再次召开同类的研讨会时，大会会标改为“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虽然这次会议的通知和一些会议文件仍然沿用前一年“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会议其间的一次饭桌上，张乐群老对我说，这样的更改是他的意见，因为“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不准确。此后，历次会议都沿用成都会议的称谓叫“人口科学讨论会”。

　　[5]如果真正要理解宋健在“一胎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也许我还必须在这一节里再增加一段有关“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近于迷信的狂热和崇拜。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国民都才开始从一种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即使学术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次听到“控制论”、“系统工程”等词汇，加上搞这个学科的人宣传说他们“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一幅“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们在听取其一阵演说后也大都放弃独立思考而跟上走了。

　　[6] 以上两段文字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办发[1982]2号文件。

　　参考文献

　　梁中堂：《20世纪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3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4期。

　　梁中堂：《我国生育政策研究》，2003年（自印本）。

　　梁中堂：《现行生育政策研究》，载拙著《人口学新作五篇》2005年（自印本）。

　　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辑要（1978-2001年）》，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李宏规：《中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2004年6月（未刊稿）。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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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同一时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据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2] 发表在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华社记者的题为《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介绍天津市代表发言时说，天津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

　　[3] 2003年我的《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总量和大陆妇女生育水平研究》凭记忆将其记述为“全国计划会议的参阅文件”，有误。应为该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4] 1979年11月在成都再次召开同类的研讨会时，大会会标改为“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虽然这次会议的通知和一些会议文件仍然沿用前一年“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会议其间的一次饭桌上，张乐群老对我说，这样的更改是他的意见，因为“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不准确。此后，历次会议都沿用成都会议的称谓叫“人口科学讨论会”。

　　[5]如果真正要理解宋健在“一胎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也许我还必须在这一节里再增加一段有关“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近于迷信的狂热和崇拜。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国民都才开始从一种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即使学术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次听到“控制论”、“系统工程”等词汇，加上搞这个学科的人宣传说他们“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一幅“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们在听取其一阵演说后也大都放弃独立思考而跟上走了。

　　[6] 以上两段文字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办发[1982]2号文件。

　　梁中堂教授简历：男，1948年出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