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香河举行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日前闭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大会期间，不少省区的检察长踊跃发言，最为集中的观点，就是要对照公约，及时修改刑法。（10月25日《检察日报》）

　　国际公约不同于国内立法，是各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指望所有条款与我国现行法律一致，当然不可能。

　　因此，在批准公约之后，及时调整我国相关立法，是惩治腐败犯罪、加强国际合作的现实要求。但是，法律有其稳定性与协调性，对照公约制订、修改我国的法律，必须秉承务实、有效、全面的态度。

　　所谓务实、有效，是法律的修改必须贴近现实，符合国情，既符合公约要求，又能切实起到作用。就拿屡经治理，却久无成效的医药行业商业贿赂来说，之所以治理不力，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法网不密，医院、教育、出版社、图书馆等许多事业单位的人员都没有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正因于此，2006年7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六）》才对刑法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把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扩展到“其他单位人员”。

　　问题是，此次修法并没有一步到位。比如，刑法规定了单位受贿罪，但这里的“单位”，仅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等国有单位。如果是其他性质主体在商业活动中索取或收受贿赂，根本不构成犯罪。这既与公约规定不符，也不能满足反腐的现实需要。

　　另外，在我国，官员构成受贿罪，还必须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条件，而事实上，官员索取或收受贿赂本身，就已经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按照公约要求，已经足以定罪。

　　在公约中，构成受贿罪，只需接受“好处”，这里的“好处”，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可以量化的装修、旅游、宴请、性服务等，我国刑法把受贿范围设定为“财物”，显得过于狭窄。这些问题，最好在今后修改刑法时，及时补正，避免频繁修改破坏刑法的稳定性。

　　务实，还意味着兼顾现行法律体系与国情。比如，为了突破“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限制，一些学者呼吁废除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死刑。这种提议固然有理，但是，在目前法定刑除了无期徒刑，最高刑只有有期徒刑十五年的情况下，单纯为加强国际合作，就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难以对腐败犯罪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果。在实践中，我们只能一方面在司法过程控制死刑的适用，一方面通过谈判，在互惠、务实基础上做好贪官的引渡工作。

　　另外，目前对照公约、修改法律的呼吁，主要集中在刑事司法领域。事实上，治理腐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牵涉到民法、行政法、诉讼等各个层面。国际公约在强调打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有效、协调的反腐法规体系，使这些制度体现出法治、廉正、透明度、问责制、妥善管理公共事务与财产等诸项原则。

　　具体说来，就是官员财产依法申报、公共采购透明化，以及对可疑资金的强化监测。毕竟，清除腐败的个人只是拣出一个“烂苹果”，有效地预防、监督机制才能做好整筐苹果的保鲜工作。在修改法律中，只有秉承务实、有效、全面的理念，才能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一反腐法律文件真正深入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并切实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