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本身制造了它宣称要压抑的欲望”，将福柯的这一名言应用于性骚扰立法上，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社会意识的失衡尚无扭转之趋势，立法越想规范的范畴，就越容易出现反效果。

　　去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首次载入了法律。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宣示”功能大于“防范”功能的条文，在施行一年来至少对预防性骚扰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没有操作性的“禁令”仅仅是一条“纸面上的法”。

　　这一年来，各地方人大对这条“纸面上的法”试图完善操作规程的努力一直没有断绝过。湖南省人大就曾通过了一份“实施办法”，将上述的条款细化为“禁止以违反法律、伦理道德的具有淫秽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样的细化虽然使性骚扰更具体了，却仍然无法使性骚扰具象。最需要细化和定义的“性骚扰”，在专家和立法者的诸多努力下，仍然停留在“性骚扰”上，难道制定“实施办法”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搞清楚什么才算是“性骚扰”么？

　　横向对照一下，我还是较欣赏上海市人大的务实态度。至少，在他们的“实施办法（草案）”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违背他人意愿，故意做出或发出性的行为或挑逗，使对方的身体、心理产生不适、不快的”，都属于性骚扰。除了湖南的立法已确立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行为等形式”外，性骚扰又被套上了“主观要件”，实现了“主客观相统一”。在主观上，对侵权人要求是“故意”，对被侵害人，要求是“身体、心理产生不适、不快”。

　　我们知道，实践中的性骚扰难题主要是界定难，而界定难的背后还有举证难。这实则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是，法律究竟应为性骚扰划定一个多大的范围。如果范围过窄，不利于保障被骚扰者的权益；如果范围过宽，也可能使当事人动辄得咎，破坏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一个男人惧怕与女人交往的世界，恐怕并非法律的本意。其二是，在性骚扰的诉讼中，究竟应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忍无可忍的被骚扰者在决定依法保护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要拿出被骚扰的证据是多么艰难。“莱温斯基的裙子”并非每次都能保留，而许多性骚扰都是在无第三者见证的情形之下发生，被骚扰者总不能时刻把录音笔带在身边。有学者也曾提出对性骚扰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不由被骚扰者来证明性骚扰的存在，而由骚扰者来证明骚扰不存在。然而，和受侵害人难以证明“性骚扰”的发生相比，要有“性骚扰”嫌疑者证明其没有对侵害人实施“性骚扰”，难度如果不是更大，至少也一般大。如何证明不是“故意”，又如何来证明她或他的“不快”不是伪装？这种责任的转移，同样难以避免当事人动辄得咎的极端后果。

　　法理学家洪逊欣曾指出，法律制度存在之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文化世界，使生活于其中的民众，能够在理性完善之环境实现其生存目的——做一个整个人格自己存在的人。因此，在追求更多权利、自由、平等、民主、开放空间的现代社会中，完备的法律制度是保障追求的过程和结果应以不至于使个人行为受到伤害或侵犯为必要条件；且法律另一个积极的意义则是用宣示和制裁的方式，纠正来自于结构、文化和陋习所造成的偏颇态度和行为。

　　立法细化“性骚扰”的结果，固然可以指引公众校正自己的行为。但从某个角度来看，性骚扰的禁令也强化了女性害怕被骚扰的现实，被骚扰者的“不适”与“不快”正是性骚扰者所“追求”的目标。立法对性骚扰越是反应强烈，就越在某种心理层面上，鼓励了骚扰者越轨的欲望。在此意义上，社会意识、公民意识的平衡与调和，或许与立法同等重要。美国黑人女教授希尔斯就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美国对性骚扰的界限太扩大化了。而就是这位主张限制性骚扰范围的女教授，却身体力行了一宗“性骚扰官司”，其指控对象就是托马斯大法官。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对簿公堂，还被电视现场直播。这一轰动一时的官司虽然最终功败垂成，但据称在希尔斯的感召之下，美国女性纷纷鼓足了道德勇气，挺身而出，对抗性骚扰。

　　我们在法律之内，需要对“性骚扰”具体而明确的界定。同时，我们在法律之外，也需要像希尔斯这样的挺身而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