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市公交集团明年将开展“明星乘客”评选，对见义勇为，主动给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让座的“明星乘客”，公交集团将给与一定的奖励。

　　旁边站着一位老人，年轻乘客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场景我们似乎司空见惯。

　　也正因为如此，公交部门希望通过奖励的手段，提倡乘客给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乘客让座。让有些人主动让座，除了奖励，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以“较真”的态度来看待“让座”，还不能仅仅在道德层面。

　　按说，大家都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理，也都知道“我也有老的那一天”，那么，让座也就不应该再成为问题，公共汽车里也就不需要再注明“老弱病残孕座”——每个座位都应该是他们的座位。而之所以这么注明，显然是为了提醒乘客：这个车上有老人等弱势人群需要特殊照顾，如果没有人能主动让座，那么至少有几个特殊座位能够缓解他们的乘车之急。

　　城市道路要给盲人留有盲道，建筑物也要给行动不便的轮椅使用者提供无障碍设施，这些都是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其目的是要保障残疾人的特殊权利。那么，以此类推，公交车上的“老弱病残孕座”也是特定的，是属于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即使是普通乘客在该车上没有老弱病残孕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坐一坐，但那只是一种“暂时借用”，一旦有了老人等，他就应该立即归还，否则，就侵犯了特殊乘客的权利。

　　这样的逻辑显然是建立一种制度层面上的，单靠道德的教化不足以达到目的。

　　而制度化的措施必须有人来执行，必须有人来保护这几个座位的“专属权”，一旦有人侵犯，必须得到纠正。

　　那么，谁来保护这几个特殊座位的“专属权”？在车上，只能是司乘人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司乘人员面对不让座的情形只能劝说一下。但“劝说”未必能让那些“借座者”抬起屁股，原因似乎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司乘人员以这样的权力，人们常常会认为，司乘人员的劝说仅仅是一种道德的提醒，没什么大的作用。

　　我们的相关制度需要有一个规定：对无故坐在老弱病残孕座位上的乘客，司乘人员有权要求他们给老弱病残孕腾出座位。

　　有了这样的规定，老人上车，发现有人无故占着老弱病残孕座，就可以要求司乘人员令占座人腾出，而司乘人员也有义务满足老人的要求。当然，这样的情形，仅仅局限于老弱病残孕座位，对其他座位，只能通过提醒来努力解决。可话说回来，如果经过调查，该线路有许多老人，那么老弱病残孕座位可以多设定一些———现在的老弱病残孕座位实在太少了。

　　同样在拥挤的车厢里，为什么没有人敢坐售票员的座位？道理很简单，乘客都知道那个座位是专属于售票员的，售票员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坐“他”的座位的人站起来，那么，谁坐了老弱病残孕座位，司乘人员也应该有权请他们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孕们。

　　在道德无力的地方，制度应该跟进。这两年陆续有消息说，建设部门正在制定《城市公共交通条例》，那么，不妨把“让座”作为一个强制性条款写进去。同样，公交部门也可以在车票上写明相关规定，作为一个合约性的条款要求乘客遵守。这不是在宣扬“制度万能”，而是涉及对弱势者的权益保护，设定几个座位对他们进行特殊照顾，如果只是写在座位上而不落实，还不如不写。如果有一天，大家的道德水平进步到了给别人让座成为习惯，那么，这项制度或许会自然死亡。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