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即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停止了呼吸。从这一刻开始，除了先生自己的文字，其余与这个名字相牵连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是那面“民族魂”的旗帜，还是三个“家”的危冠，“主将”、“旗手”的华衮，抑或各种各样的中伤。惟一赋予“鲁迅”这个符号以意义的，只有那些啼血一般的文字。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王实味、胡风、萧军等一大批革命青年曾在他的感召下以笔为旗，向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发出抗议。像徐复观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因为早年曾受先生影响，而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有着顽强的体认，并由此最终走向反抗国民党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徐复观称为“鲁迅式的儒家”。

　　而到了“文革”后期，钦定的脸谱最终掩盖不住自由精神的天火，一批知识分子，像钱理群、林贤治，纷纷在思想的煎熬之中，从披着红皮的鲁迅文字中看到勇气和力量。造神时代终结之后，鲁迅虽然被纳入统一的教科书体系与“教授学者之流”的学术话语之中，但是，那些庞杂的术语依然掩盖不了他的文字的火光，甚至文革后出生的民间学者，像范美忠、于仲达、韩立勇等年轻人，也得以拨开政治话语的迷雾与学术话语的荆棘，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去独立地认识鲁迅、接受鲁迅。

　　鲁迅对当下的意义，最主要在于他的独立意志与反抗精神。他的生命存在，横亘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间，呼吸于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他肩住黑暗的闸门，闸门里面是压抑人性的大家族，吃人的礼教，闸门外面是不可知的未来。这种“不可知”终身蛊惑了他，即便他为夏榆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即便他在上海曾为前苏联的变化辩护过，但他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希望，没有一条确定的道路。

　　他深味老社会、旧势力的黑暗，同时怀疑未来或有的光明，对这光明，因为其或有，而催使他如过客般前行，也因为其或无，而催使他做绝望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彻底，在于他既没有坚定的社会进化思想，也没有豪迈的启蒙理性，他始终在怀疑，在批判，在反抗———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在鲁迅这里，已经由政治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精神的层面。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左派”和“右派”，已经失去了原初的意义。但是，有了鲁迅，“左派”得以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坐标，正如有了写人权系列文章时期的胡适，“右派”建立起了一个坐标一样。鲁迅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在于，这个社会纷无杂乱的问题不会有单一的解决方式，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底层的立场，向权力说真话，对权力做出批判。

　　七十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鲁迅那里得到精神的慰籍。在这七十年里，这片广袤的土地常常显出精神的荒寒，也曾有过持续的无望。但是，他的存在，除了总是让一部分人不快，也总是让一部分人温暖。只要社会不公仍然存在，鲁迅的杂文，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只要生命依旧虚无，鲁迅的散文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击中灵魂；只要文学还有价值，鲁迅的小说就会一代又一代成为艺术的源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忘却鲁迅的理由。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