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重庆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条例》将网络恶搞纳入调整范围，违者可能被罚款拘留。在网上发布侮辱他人的信息、散布不利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他人形象等行为，将招致相应的处罚、警告，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3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并处以5日以下拘留。（《北京晨报》10月17日）

　　法网也能罩住互联网。笔者并不反对利用法律对网络上的行为进行调整，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调整应该是理性的：相信公民会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应该有盲目的公法崇拜，迷信直接使用国家强制力。具体到上述法规，笔者认为网络侵权，应该首先使用私法规范进行调整，而不是靠罚款治理。

　　与现实生活一样，“在网上发布侮辱他人的信息、散布不利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他人形象等行为”也会发生，但是与现实生活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这样的危害，人们往往根据民法的有关规定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甚至要求精神赔偿。而刑法与行政法，仅仅是保护法，当民法手段不足以保护公众的利益时，这些公法才会出面，还社会以公正。因此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公法保护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而是最后的选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律谦抑性的体现。

　　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保护者，针对网络侵权，法律应该相信公民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网络侵权，公民却不积极行使救济权，原因何在？我想并不是公民无视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保护自身利益的民事法律的不完善：比如极其苛刻的举证条件，极其有限的赔偿范围，没有惩罚性赔偿，这些使得民事手段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众的权利，使得公众不积极地行使权利。

　　当此时，国家应该做的是，制定完善的民事法律体系、方便的诉讼救济途径，使得公民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更好的保护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不积极完善民事法律，听任物权法、惩罚性赔偿等民事法律与制度缺位，却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各样的行政法，直接介入公民之间的纠纷。其实对于民事冲突的双方来讲，过分强大的国家公权均不一定是好事。

　　这样的立法又一次表明，习惯于用公法的思路解决私法的冲突，将每一次私人的纠纷都看成一次对于国家的冒犯，这样的思路并不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国家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努力，当个人无法保护自己时才应该出现，而不应该直接介入公民间的冲突，更不应该以公民冲突为由，收取本应由冲突一方得到的补偿。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