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近日分别致信临汾市市长李天太、阳泉市市长白云、大同市市长丰立祥，分析了3市造成严重污染的原因，要求3市尽快摘掉重污染城市的“帽子”，并对今后的环保工作提出了建议。环保局局长写信督促污染城市“摘帽子”，这在全国还是首次。今年9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2005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在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临汾、阳泉、大同位列前三名。(《新京报》10月18日)

　　姑且不论环保局长给污染城市市长写信是不是全国首次，仅就写信这一行为而言，已经表明环保治理在一些地方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或者，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不是惩罚式的强硬处置措施，为什么不是措辞激烈的红头文件，而是一封态度如此温婉、措辞如此柔和的信件？我想，这大抵符合时下地方环保部门在环保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这一尴尬处境就是：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面临着顶头上司―――国家环保总局的强硬命令，不得不对地方出现的污染问题表态或是清查；另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又不得不听令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因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权与人权都掌控在地方政府的手中。在这样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怪圈之中，地方环保部门官员的任何治污行为，都犹如提着自己的头发要使自己脱离地面一样，变得毫无行政执法的主动性。

　　除非地方环保部门得到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许可，否则地方环保部门的任何环保整治行为都无异于自戕之举，这其实真实地反映出了现实中环保治理每每到了地方便束手无策的根源。

　　“环保局长的信”，其实就是这种背景之下的一个衍生物，这封信的出现，犹如一面映照治污现状的镜子，让环保整个行业面临的治理困局清晰无误地投射入每个人的眼中。显然，“环保局长的信”既缺乏行政上的力度，又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只能是地方环保部门摆个样子做个姿态罢了。

　　事实上，国家环保总局也已经意识到，地方环保部门执行上的不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强硬抵抗和地方环保部门处处受制于人的现实。因而，从今年8月起，环保总局开始全面启动组建11个地方派出执法监督机构，这些机构将拥有跨省区域和流域处理重大环境纠纷的权力，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将促进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这自然能在一些重大环保问题上，起到良好的监督与执法的作用。但具体到日常的环保事务管理之中，这样的“执法监督机构”恐怕又是力有不逮的。

　　显然，要想使环保走出治污执行乏力的困局，既不能指望所谓“环保局长的信”，又不能完全指望国家环保总局的派驻机构，更不能指望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还应赋予环保总局更多的权力，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尚方宝剑”。这，或许是突破环保困局的最佳方法。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