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6日，秀水市场在北京朝阳城管发出《腾退通知》后被拆，部分老商户以区政府和城管不经法律程序强拆秀水市场违法为由，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朝阳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法院无充足的法律依据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裁判，驳回了商户的起诉。然而，近日该法院公布调研报告指出，朝阳城管强拆秀水市场的执法依据较为混乱，并列举行政机关在拆违工作上存在5大问题。（昨日《新京报》）从法院看似前后矛盾的曲折态度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司法机关在接受现行制度安排的同时，力图“曲线式”地发出声音，对行政机关的公共管理行为提出法律指引。不过，人们更愿意看到的是：法院的态度可以更明朗一些，而且关键要将其对于公平正义的判断贯彻到司法活动中。否则，庭上驳回起诉，庭下申明是非，前后持论各有矛盾，诉讼当事人又该何去何从？

　　严格地说，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权力体系中的消极控制者，权威性的发声渠道只能是裁判文书。即使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当初法院无充足的法律依据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裁判，也该宣告行政机关败诉，因为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授予，倘若被诉的行政行为确实无法查明其法律依据，自然是法无明文规定，则视为越权或违法，而不该驳回起诉。法院事后通过调研报告的渠道，告诫行政机关“曾经执法依据混乱”，虽然可能收到“下不为例”的警示效果，但是原告的诉权被抽空，司法公信力也难免受到质疑。

　　长期以来，在“公事公办、各管一片”的托辞下，“不揽事”的消极态度似乎成了某些政府部门的“潜规则”。

　　如果按照此逻辑，死抠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怠于审视社会现状，不愿施以公共救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惰政思维”。

　　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有句名言：“立法如同织布，法律如同布匹，这布匹上难免有个别的褶皱”，如果强由立法者拉平这些褶皱，势必破坏这布匹的整体经纬与纹理，而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能够而且应当熨平这些个别褶皱”。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上述论断更有针对意义。

　　在这方面，最高法院的积极负责态度值得各级法院仿效。前不久，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持工资欠条即可直接向法院起诉。在此之前，对于农民工持欠条讨工资的案件事实，其性质到底属于普通民事纠纷还是劳动争议，存在争议。如果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农民工必须先行求助于劳动仲裁机构，对其裁决不服才能向法院起诉。而最高法院主动往前走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坚决、明确地将该类案件“视为普通民事案件”，不必先仲裁再起诉，一语出而规则定，弱势者的讨薪路从此不再那么漫长和无奈。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近日强调，人民法院必须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司法多一份积极，人间就多一分正义，社会就多一分和谐。期待司法机关能够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更加独立和理性的姿态，积极负责地审视和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全面考量和平衡各方利益，使社会肌体的局部破坏与无序重新回归平静。

　　当然，积极的司法态度也同时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身陷更复杂的社会纠葛时如何保持司法裁判的独立性？面对更多的诉讼案件时如何确保裁判质量？当法律文本与现实正义发生碰撞时如何智慧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将考验和激励着中国法院和法官们。而在这条司法积极主义的大道上，除了秉持公共抱负的雄心，法律与正义将是他们前进时校正方向的路标。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