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胡大白近日提议，由于目前郑州市区中小学接受学生能力严重饱和，虽有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但部分农民工超生子女大规模进城也是重要原因。她因此建议“我们不仅要关心和保护农民工，也应该对农民工超生子女在郑州入学设置限制。例如目前城市只能给每个农民工家庭提供两个入学名额。”（《河南商报》10月11日）

　　不知道这个提议究竟代表了哪些人的想法，不可否认的是，该提议之所以受到广泛批评，就在于它违背了“公民平等”的原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

　　根据我国最新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四条）“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第十二条）

　　显然，适龄儿童、少年在父母工作生活的城市里平等入学，同样是所有农民工超生子女的法定权利，任何城市管理者都不能随意剥夺。如果“郑州市区中小学接受学生能力严重饱和”是真实的，真正应该改善的也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而不是通过“缩减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或者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或者圈定“特殊群体”，将他们变相逐离城市。

　　一个家庭生多生少，一个孩子是否出生，并不是孩子自己所能决定的。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理应成为孩子的权利的守护者，而不是拖累者。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让度与撤销，任何子女都不能因为其父母的所谓“过错”而遭受惩罚，或拿自己的基本权利“为父母抵债”。

　　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权利配给制”。子女不会因为父母的聚散离合而减少这种权利，也不会因为兄弟姐妹的多少而减少自己的权利。显然，“计生指标”并不等同于“受教育指标”。

　　毋庸置疑，转型期的我国仍有不少人处于贫穷之中，仍有不少孩子“因贫辍学”。但是，无论父母有何种过错，政府都应该千方百计地保障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不是反其道行之，搞“权利株连”与“代际连坐”，使孩子们“因父母辍学”。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更应该对那些因经济等原因未能正常上学的孩子给予照顾。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这种权利的保障弥足重要。

　　人们不会忘记，有位叫杨英芳的农家子女，去年因为抓到不念书的“阄”而跳下了悬崖。回顾杨英芳的悲剧，不难发现，上述有关“超生家庭只能两人上学”的提议，实则是逼迫那些超生子女参加杨英芳式的“抓阄”游戏。如果说杨英芳的悲剧所见证的，是一个家庭的贫穷以及“义务教育”的力不从心，那么，“一家只能上两个”的提议所见证的则是这位人大代表“公共政策观念上的贫穷”。

　　无疑，和郑州一样，随着农民工大批进城，一些城市的中小学教育承受着一定的压力，有待解决。如果人们认同“权小责大”是一个国家“文明政治、轻松生活”的前提所在，就不难理解一个理性政府为什么要担起向适龄儿童、少年提供教育条件的责任，而不是将这种“国家责任”转嫁给普通家庭，让他们通过“抓阄”担负命运。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