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音乐是近年中音乐乃至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当“原生态”这一源自自然生态保护的字眼，成为界定文化的一种特征或标记来使用时，随之而来的争论就从未中断过。而这场争论，随着央视青歌赛将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演唱方法，与美声、民族、通俗、组合并列纳入比赛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0月7日《深圳商报》）

　　其实，用不着专家的界定，公众即可在脑海中对原生态音乐有个直观的印象—各民族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形式，并经历时空酝酿，如“蒙古长调”、“侗族大歌”、“呼麦”、“花儿”等。这些朴拙的艺术形式根植于肇兴它的文化土壤才有审美体验的实际意义。搬上舞台，“原生”之态已被打破，其文化意义还能否原汁原味，值得怀疑。至于李琼和索朗旺姆的成功，只不过是习常于舞台音乐的专家和公众在审美疲劳之后对突兀而至的原生态音乐惊异的审美感受。

　　原生态音乐是不可泛滥的，否则滥而无味而且流于粗陋。遗憾的是，由于舞台的“劫持”和原生态歌手的功利性选择，所谓的原生态音乐和歌手陡然多了起来。央视青歌赛的舞台实践已经悄然尽显原生态的芜杂，让专家、观众失去了最初的审美惊异和新奇，而所谓原生态歌手先天不足的音乐素养也暴露无遗——如苗族女歌手不懂“DV”的含义，如四川阿坝的两位羌族歌手分不清凡尔赛宫、白金汉宫、克里姆林宫，如“羊倌歌王”石占明不认识中国国旗等。这正是原生态音乐引发争议甚至诟病的深层原因。尤为进者，一旦原生态音乐脱离支撑它的原生环境和时空土壤，蕴涵于其身的艺术气质就会消解质变，或成为《茉莉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走西口》、《阿里山的姑娘》等一样被专业音乐人改编而成为民歌，或仅在舞台上昙花一现。

　　无论悄然精变为民歌经典抑或蹀躞舞台，其原生态的艺术底蕴已多有消失。归根结底，原生态的舞台存在于滋养它的人文环境而非挪移在城市剧院的舞台。从音乐的审美角度而言，将原生态音乐进行功利主义的商业化包装和兜售，只能使人感到惊异、新奇和直接感性的愉快，还有就是成为某些原生态歌手功成名就（如李琼、索朗旺姆等）的道具和载体，但伤害的却是原生态音乐自发为某一民族、某一群体和某一地域独特审美的底蕴。德国18世纪的音乐家乔·弗·亨德尔说：“如果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感觉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理性的态度是尊重原生态音乐独特的生存状态，让其纯洁无瑕地与自然谐和一体，此种态度方能体现人和音乐的双重“高尚”。

　　硬将原生态音乐和舞台音乐等量齐观，实乃牵强的认识论错误。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刁钻，对音乐的猎奇追求是造成原生态音乐被动或盲目搬上舞台的主因。此外，现代人对原生自然状态的偏执追求则是导致原生态音乐懵懂迫上舞台的人为因素。

　　原生态音乐不可以生搬硬套地作为大众娱乐的艺术形式过多过滥地逼上舞台，更不可将来自民间的原生态歌手包装成大众明星。那样，原生态就成了一文不名的“寄生态”。理性的做法是：让原生态音乐在原生态下自由地存在和传承。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