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网站

　　什么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简单地说，它是指来源于英国的、与美国个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共识和“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或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核心，“美国信条”的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民主）则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基于政治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自由主义还是其他各种次级意识形态 的公分母。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是美国在世界上实行霸权政策的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国内动力。

　　本章中的自由主义指的是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即“新政”以来流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它是“修正主义”的自由主义。此前，在意识形态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或原教旨自由主义）在美国一统天下。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学和18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洛克在《政府论》(Two Treaties On Government)提出，人是有理性的，个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权利，政府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而设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应当阻碍个人追求幸福；斯密的《国富论》则明确表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经济的运行，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生活。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91年的《宪法》 可以说是美国版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两个文件也是美国政治的“圣经”，是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美国人一直自豪地宣称，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由移民构成的美利坚民族不是靠相同的血缘纽带或民族的共性、更不是因为相同的出生地而形成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建立在共同思想和共同政治信仰的基础上的国家，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人的共识，也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是要求限制政府或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靠市场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政治上强调政府或国家不得妨碍、损害个人自由；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主义者要求人们自己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而不依赖于政府，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美国梦”(American Dream)；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别管我”（Let met alone），让我自己来。

　　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以改良的形式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革命性”的修正，主张国家对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政府要变成“有作为”的积极政府，而不是此前的“不作为”的消极政府：在经济上，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在社会公共政策方面，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政策，以及肯定性行动等政策来进行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悬殊、促进社会公正；在政治方面，政府通过一系列有关民权的法律，使黑人或其他族裔群体获得选举权，扩大美国民主。

　　当代美国自由主义成形后，同传统保守主义形成了对立。而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却接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许多观点，并在同当代自由主义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与它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当然，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此后，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便出现了两种主要不同的政治思潮、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下面就先论述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嬗变及其内涵

　　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没有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效用提出过严肃质疑，更没有人主张大政府。美国人是通过独立战争才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因此他们从内心里对政府（尤其是远不可及的联邦政府）的作用充满了怀疑，并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重重限制。政府被认为是不得已而存在的必要的“恶”。无论是《宪法》条款还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都旨在防范政府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那么，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会在罗斯福“新政”中发生“革命性的修正”呢？这都是1929-1933年那场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造成的结果。

　　在此之前美国也曾发生过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但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被抛弃。于是，人们可能不禁会问：为什么此次危机会成为自由主义的转捩点或分水岭呢？表面上看主要原因是这次大危机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华尔街众多银行倒闭，一些承受不了破产打击的金融家纷纷跳楼自杀；领不到退休金的退伍军人汇集到华盛顿国会山前的大草坪上示威游行甚至乞讨，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纽约中央公园搭建起简陋的棚屋，戏称为“胡佛村”。在整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18%，高峰时期甚至达到四分之一，近1500万人找不到工作。直至1936年，失业率还高达16.9%，总计约900万人找不到工作。 已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竟然陷入了如此悲惨的境地，使一些经济理论家发现原先被奉为神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调节理论失灵了。1932年选民们将自己对偏袒企业的共和党胡佛政府的不满用选票表达出来，民主党挑战者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挽救美国资本主义，罗斯福上台后不得不另辟蹊径，放弃共和党的自由放任政策，运用国家权力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进行广泛的调节，后人称之为“新政”。

　　从深层次来看，古典自由主义失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与这一新的高度垄断性质的经济模式已不相适应，大危机只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的总爆发。（2）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全国性市场和社会的形成，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不断增加，工会在遇到劳资纠纷时有能力组织罢工，劳资矛盾日趋激化；（3）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种族关系恶化、无家可归者增加、贫民窟成为城市最丑陋的一景；（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嘎然而止，因此以上提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

　　罗斯福采取“新政”时凯恩斯主义还没有诞生，但美国经济学家此时提出了一些同以后的凯恩斯主义相似的经济理论，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重视。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发现或开采自然资源，或者更多的商品，而是……按照消费调整生产，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经济组织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开明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他的“百日新政”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紧急银行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后又设立了全国复兴署、田纳西河管理局。其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和提供就业机会。对于“新政”的效用，后人评价不一。但“新政”使美国选民“重新结盟”，政党体制重新形成，民主党由此焕发了生机，成为一个有广泛选民基础的多数党。新形成的政治联盟被称为“新政”联盟，它帮助民主党在此后36年的9次选举中7次获胜（主导美国政坛28年），从而巩固和扩大了当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系统的经济理论，即凯恩斯主义——主张用财政和信贷对资本主义市场自发机制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进行平衡，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以此来刺激生产和消费；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流行标志着美国已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过渡到当代自由主义时代。

　　综合起来看，当代美国自由主义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从罗斯福的“新政”到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从肯尼迪的“新边疆”到约翰孙的“伟大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断推进改革，试图用国家的力量来使创造一个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是平等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包括，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扩大总需求，以保障充分就业；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福利计划，对失业者和低收入者进行救济，这些措施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减轻贫富悬殊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正，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经济复兴和推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的作用。

　　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所有的人无论出身、种族和性别如何，具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人生而平等本是《独立宣言》中所明确声明的，但真正落实到政治权利上还要经历漫长的岁月：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在选举权方面（自由）黑人只算五分之三票，而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南方黑人，根本没有选举权；即使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也没有选举权。美国经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南北战争，才从法律上废除了南方的黑奴制并给予黑人选举权 ；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妇女运动，妇女才于1920年争取到与男人平等的选举权 。而将法律条文变为政治现实，还要走更长的一段路。美国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经过60年代的激进的民权运动后才得以实现 。随着选举权扩大到妇女、黑人和年满18岁的青年 ，美国的民主也在逐步扩大。当代自由主义者不仅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权或参与权，而且还要求平等的代表权 。

　　社会上的平等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不仅要打破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且还主张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不仅要有机会平等，而且还要有结果的相对平等，为此当代自由主义实行了名为“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对于弱势群体实行政策倾斜，如高校在招生政策上对于少数族群（如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等）保留一定的名额，在政府合同或向小企业贷款方面给予上述几种人及妇女一定的照顾或优惠 。

　　文化上的多元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主张所有文化都享有同等的价值，不存在某一族群的文化优于其他族群的文化，承认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要打破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消除西方文明在思维模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在教科书及学校的课程方面、在历史研究、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革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反映各世界各种文化，以显示文化的多元性和各种文化的平等性 。

　　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上出现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主张, 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只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由此引起的争议涉及同性恋权利及同性婚姻、选择权与生命权、安乐死等与道德、伦理甚至宗教有关的议题。

　　外交上的理想主义。美国外交上的理想主义可以追溯到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是：人性善，在国际政治中应当遵循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 ，一个国家不能单靠自己来寻求安全，而应当通过多边组织或国际组织来寻求共同安全，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应当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总的来看，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完全摒弃古典自由主义，它只不过是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而已。它首先是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引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具体表现就是扩大政府的职能，俗称“大政府”；其次是在政治哲学方面提升了平等的价值，在政策实践中试图实现通过权利革命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二、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衰退

　　从罗斯福到约翰逊，当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的影响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68年达到了巅峰，此后则处于防御状态，不得不与保守主义竞争影响，与保守主义的攻势相比，自由主义衰退了。

　　事实上，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衰退的种子。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作用本身是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相悖逆的，这种矛盾迟早有一天会发激化，这表现在“老左派”、“新左派”和“伟大社会”以及越南战争对自由主义的解构和削弱。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衰落

　　“老左派”（Old Left）主要指工会会员。作为利益集团的大工会曾对民主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工会的强盛时期，当时工会会员占美国全国劳动力的35%，他们在选举中成为民主党最大、最稳定的“票仓”。此后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68年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动力的25.2%，1987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7%，1996年又减少到15.4%，其中工会会员仅占私营企业劳动力的10.4%。与此相应的是，在总统选举中工会会员的选票占民主党候选人所得选票的比例也从196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到1992年的五分之一。 这既反映了老左派在美国政治中的衰落，又反映了老左派利益诉求的政策已不再受欢迎。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障法、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这些老左派所赞同的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甚至成了美国公共政策中的老大难问题 。

　　“新左派”（New Left）主要指60年代初大校园内激进的、反叛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发表了《休伦港宣言》，对精英民主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权势集团的不信任，建议实行“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新左派几乎参与了60年代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等等。新左派促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主党的政治改革，在民主党1968和1972年的预选中分别对休伯特•汉弗莱和乔治•麦戈文获得提名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随着两人相继失败，新左派也开始式微。新左派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反美国主义招致了民众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和反感；二是行为过度留下了许多后遗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离婚率上升，家庭解体，少女母亲增多）。自由主义受到怀疑成为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从守势转为攻势的重要原因。

　　“伟大社会”的破产

　　“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是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内政纲领，它继承并发扬了此前的三位民主党总统的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即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杜鲁门的“公平施政”(Fair Deal)和肯尼迪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伟大社会”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其福利范围和对象比原先更广泛，主要表现在有关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机制的设置和实施上。

　　一般认为，“伟大社会”是当代自由主义政策的高峰和集成。年轻时代受罗斯福总统“新政”影响很深的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后一心要效仿罗斯福，成为伟大的总统，因此在他任内通过的立法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其后果是好还是坏，这些立法对此后的美国社会政策影响至深。然而在约翰逊任内，由于“伟大社会”向人民允诺了宏伟的目标——即通过社会变革，可以消灭贫困，实现种族平等——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对社会变革的心理预期，而这些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这些立法和项目还在实施的时，美国社会就已发生了强烈的不满和社会抗议运动，最严重的是全美100多个城市发生的骚乱，比较大的有洛杉矶的瓦茨骚乱、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骚乱和俄亥俄州的底特律骚乱。而这些不过是“伟大社会”破产的表象。

　　更为本质的是，随着“伟大社会”各项福利计划的扩大和实施，美国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据统计，1963年这些开支为667.6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6%；1969年上升到1271.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 在随后的年月中，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开支越来越不堪重负。此外，虽然这些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困，但它们并未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相反却产生了一种“福利文化”和“福利病”：工人在福利额与工资之间比较后宁可领取福利也不去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其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削弱；福利助长了婚外生育率、离婚率、犯罪率（家庭破裂是犯罪率上升的最重要根源）和单亲家庭数量的上升，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裂变；出现了母亲靠福利生活、子女成人后也靠福利生活的“福利循环”现象。

　　约翰逊总统原本想要通过实施“伟大社会”名垂青史，跨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行列，然而“伟大社会”的实施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红利”，反而损害并摧毁了“新政”以来的民主党的老联盟，原因是主要以城市贫困黑人这一少数群体为目标的这些福利计划伤害了有工作的穷人和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些人“没有资格”享受“伟大社会”的好处，却要为“伟大社会”的开支缴税。 因此渗透着自由主义精髓的“伟大社会”的实施，最终瓦解了民主党的“新政”大联盟。1968年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时，民主党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由利益集团、边缘组织和激进分子控制的政党，它曾经享有的多数党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伟大社会”的失败为保守派思想家批评自由主义提供了“弹药”。保守派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Theodore J. Lowi）认为“伟大社会”的失败并非只是政策的失败，而是支撑这些政策的“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理念的失败。他批评多元主义理论将集团政治理想化，认为，实际上多元主义的政治结果并不会自动地产生一种对社会有利的公共政策；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减少了自由竞争，维护了不合理的现状，牺牲了代议制民主，助长了官僚政治 。此前，耶鲁大学自由派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倡导的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主张，美国民主政治是多元的民主政治，在美国，权力不是集中于少数精英之手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中，美国的政治过程就是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之间讨价还价和妥协的过程，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够持续地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会成为一种积极的善政，利益集团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保护。 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宣扬利益集团平衡的理论，他认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成长壮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地步，这使美国政治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联邦政府扮演着劳资双方争论的仲裁人的角色。 集团自由主义遂成为民主党的政策指南，1968-1972年民主党内的政治改革因而强调“平等参与权”(Equal Participation)，意为不同群体的人在民主党政治中应享有“平等的代表权”(Equal Representation)。

　　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在反思“伟大社会”以来的福利制度时，无奈地道出了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矛盾和紧张：“福利使我们最宝贵的一些价值观——包括人身自由、责任、工作、家庭、社区和同情心——陷入了互相冲突。我们想帮助那些事业上没有成功但正在奋斗的人，我们又使那些正在努力奋斗，以求勉强度日的人所作的努力变得不值钱了。我们想向那些低收入者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却又减轻了对他们的压力，削弱了促使他们去工作的动力。我们想帮助那些无力自助的人，但是我们又担心人们不操心去自助。我们认识到单亲家庭是不稳定的，但是通过帮助这样的家庭，我们似乎又在助长和支持单亲家庭的形成。我们想把钱给予最贫困的人，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又常常使他们陷于孤立，蒙受耻辱。” 正是在这种反思中，克林顿总统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的福利改革法——《1996年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上签了字，这象征着在社会改革方面当代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让位于保守主义理念。这次改革是两党的一种妥协，改革的核心是将工作福利作为美国福利的主要内容。它反映了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福利不是权利（entitlements），不是符合资格就有权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年薪”，更不是领取者理所当然地、天经地义地应该得到的，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人道主义的救济。

　　越南战争的影响

　　越南战争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触媒。二战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方面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共识，即使是共和党政府（如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基本上遵循了民主党确立的基本路线：对内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外实行“冷战”遏制战略，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然而，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全面介入，使当代自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干涉主义达到了顶点。像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样，越南战争自上而下撕裂了美国，引发了认同危机；对越南战争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争论至今还在延续，它所带来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愈合。从美国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越战运动起，自由主义由顶峰逐渐走向衰退，保守主义的势力日渐上升，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势均力敌，美国意识形态的光谱也由此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图景。那么，越南战争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何在？

　　第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及美国士兵的重大伤亡引起了强烈的反战运动/和平运动，而反战运动/和平运动汇入了其他各种社会抗议运动，造成了美国价值的分裂和社会混乱。战争刚开始时，民众对约翰逊的战争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随着对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和对平民暴行的电视直播，美国人开始对战争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65年11月，一个名叫诺尔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的人在五角大楼前自焚身亡，以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1967年末，5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征兵和战争。此时民意测验第一次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战争是一个错误。 1969年10月15日，全美各地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在纽约华尔街街头，2万人聆听了约翰孙总统的前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Bill Moyes)的反战演说；在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有10万人倾听了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反战演说；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市的大草坪上3万人要求美国停战、撤军；在华盛顿，在白宫眼皮底下五万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了反战大集会。

　　1972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张美国从越南无条件撤军的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与主张越南战争越南化、美国从越南“体面撤退”、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在职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美国与北越达成《巴黎和平协定》后不断减少对南越的经济援助，至1973年国会完全停止了对越南战争的军事拨款。在1975年美军完全撤离南越后，北越军队在不到两周内相继攻占了南越和柬埔寨，美国苦心经营和撑持了近20年的东南亚据点至此宣告瓦解。70年代在美国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苏联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湾不断进取，美国碍于越南战争的失败不得不收缩战线，美其名曰实行“缓和”战略。

　　第二，越南战争对民主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由于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是民主党总统，而反战最激烈的也是民主党人，民主党陷入了不可弥合的内讧和分裂中：在1968年大选年，在预选中反战派代表人物尤金•麦卡锡（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站出来挑战在职总统约翰逊，而民意测验显示出约翰逊的支持率低于前两人，约翰逊在众叛亲离之中不得不宣布不寻求连任。一心想成为像罗斯福那样伟大总统的约翰逊最后郁郁而终，他清楚并痛苦地知道，越南战争毁了他。在越战升级后，他对其亲近的顾问说：“伟大社会”完了！显然他明白，原计划用于“伟大社会”的资金将被越南战争夺走，即使美国再富裕也不可能在国内外两个战场（在国内“向贫困宣战”和在国外向越共开战）上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在反战的示威游行中，人们喊出的口号是：“约翰逊，约翰逊，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个孩子！”甚至于有人干脆将越南战争称为“约翰逊的战争”。

　　此外，1968年约翰逊总统作出了越战升级的决定，但更大的人力和资源的投入并没有使美国赢得这场战争，反而使美国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脱身。收拾越南战争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最终被移交给了约翰逊的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凭借其处理国际事务的娴熟技巧，总算将50多万美军“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入”和“出”来自不同的政党，这就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在战争、安全和国防等议题上，民主党从此输给了共和党。此后，无数次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擅长解决和处理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反战的自由派认为，美国进行的越南战争是不合法的、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美国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道德缺陷；“反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 尤其令“新左派”深感愤怒的是，美国支持并发誓加以保卫的南越政权并不比北越政权好多少。然而，自由派民主党人对民主党总统外交政策的攻击激怒了党内的一批反共的“冷战斗士”(cold-war warriors) ——这就是后来转向共和党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他们对“新左派”攻击美国强烈不满，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美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是无可争议和不容置疑的。 进入90年代后，民主党的势力进一步受到削弱，时至今日共和党已能与民主党分庭抗礼，民主党的选民优势已是陈年往事。实际上，从1968到2004年，在美国的10次大选中，共和党赢了7次，民主党只赢了三次；在1969-2005年的36年间，共和党总共执政24年，而民主党仅执政12年。

　　越南战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下降，这也是与自由主义的衰退是分不开的。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反复提及越南战争给民主党、给社会造成的分裂，并自省道：越南战争绝对是一个错误。参与结束越战谈判的基辛格在谈到陷美国于越战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效应时指出，随（越战崩溃）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严格意义上只有柬埔寨和老挝，但“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被断送了。” 基于地缘政治而始终支持越南战争的尼克松，在回忆起越战时说，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不是美国试图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努力，甚至不是美国的失败，而是它所引发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侵蚀了美国生活中正义和体面等传统支柱”。尼克松甚至说，“越战是两个战线上的战争：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局面强烈地震撼了国家的基础”，战争是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的下降表现为：

　　（1）国家治理方面的分裂。自1969年以来的36年间，统一政府（即一个政党同时控制总统职位和国会中的领导权）的时间只有10年（卡特时期的4年、克林顿时间的2年、小布什时期的4年），绝大多数时候美国都处于行政和国会掌握在不同政党手中的状态，即：当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国会处于民主党的控制之下；而当民主党在白宫时，共和党人却占据了国会山的多数席位。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同时存在两种政治诉求：一方面希望共和党人确保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希望民主党人来确保社会保障和实现公正和平等。一般美国选民的意识形态变得相当矛盾：既怀有保守主义想法，又具有自由主义的冲动。

　　（2）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分裂。社会政策上，反映自由主义政策的“肯定性行动”、“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正确”、“双语”或“多语教育”等仍得到高校、学术界和媒体主流的支持；而在经济政策上，反映保守主义理念的减税政策、平衡预算、小政府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上精简机构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即便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不免慨叹，“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3）意识形态的极化和地域之间的分裂：意识形态的极化表现为原来美国两大政党都包容了相反的意识形态者，如民主党内也有保守派；共和党内也有不少自由派；而现在两党都“净化了”意识形态，自由派几乎都投向了民主党，保守派几乎都投向了共和党。此外，美国选民中原来有相当一部分是中间选民，最多时候占三分之一，而现在，中间选民只占15%（2003年），这说明美国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极化。地域的分裂则表现为：东西海岸和大湖沿岸是民主党的天下，而南部诸州和广袤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则是共和党的堡垒。

　　越南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然而不同美国人吸取的教训不同：自由派/民主党人/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错了”，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我们夸大了美国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缺乏换位思考； 保守派/共和党人/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并没有错，我们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是值得的，我们的失败在于政治判断、目标评估、军事战术、国内分裂和道德标准。

　　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其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来说，主要是原来占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当代自由主义势力在衰退，保守主义势力在上升。对于美国来说，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问题是，在国内（即公共政策方面）主要是如何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个政党的不同发展方向方面取得平衡；在国际上（即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如何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道德承诺与实力之间取得平衡。

　　三、 自由主义的外交理论

　　自由主义在外交上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由此又衍生出自由主义的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如20世纪70年代基于相互依存论而建构的“新自由制度主义”、80年代的“民主和平论”、90年代的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

　　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根据它们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该计划主要强调了下列目标：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 等，完善了他关于和平的最终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似乎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

　　根据威尔逊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可以得出以下看法：（1）他的人性观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人性善；（2）他承认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且认为和平只能建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3）在国际层面上，他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将宣战权交给多边组织，武力的使用必须得到多边的同意或授权；（4）威尔逊认为，类似“勿杀生”的伦理道德、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决策者应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他主张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突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律令。

　　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常常奉行下面这些原则：第一、作为国内治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美国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第二、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一种实际需要；第三，防止战争。热衷消除战争根源，支持和平运动、裁减军备。

　　威尔逊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有：（1）19世纪主导欧洲和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古典自由主义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和平倾向，因为战争不利于资本主义商业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避免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谐性会引导大家寻求集体安全，“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2）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称之为“天定命运观”。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推而广之即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威尔逊认为美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中肩负领导义务。他在1919年7月10对参议院的讲话中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 （3）美国意识形态中的“美国例外论” ，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山颠之城”、自由之乡，是理想世界的缩影。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中，杰斐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源于“美国例外论”。如果说杰斐逊主义是“洁身自好”、确保美国不被“世界化”（即美国不被沾染上其他国家的坏毛病）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则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都仿效美国模式、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4）18世纪启蒙哲学。启蒙哲学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在国际关系中，人道的目标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 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当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 ，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贸易）的活动。 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美国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也远不如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战后安排的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适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总统）所说的合适的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密切相联。

　　威尔逊主义的公式可以简化为：（1）道德律令——道德应当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2）多边律令——多边主义应当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4）民族自决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将威尔逊主义与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区别对待，前者是一种外交思想或理论，后者是威尔逊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一）在经济领域，1971年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因严重的美元危机而解体，1973年因中东石油输出国对西方国家实行“禁运”而引发了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的经济均受这两起事件的深刻影响，美国在石油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这不能不引发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思考。此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主要是存在于西方世界。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樊篱。（二）在政治领域，70年代正是尼克松－基辛格与苏联大搞“缓和”的时代，美苏冷战对抗强度有所下降，这使人们重又产生了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威尔逊式的幻想：美越通过谈判达成了《巴黎协定》；欧安会上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美苏通过谈判追求战略平衡；美中通过谈判解决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heph S. Nye, Jr.)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问世，它是对国际经验的总结和时代的反思，它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成形。新自由制度主义是新时代的威尔逊主义，它对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认为在一个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也应该发生变化。首先，国家虽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它已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它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上升；其二，作为实力主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已不再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主导国际关系中的“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 指安全和战略议题）要和传统上的“低度政治”（Low Politics, 指经济、环保、卫生、反毒品和走私等议题）平分秋色；其三，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求，而合作需要靠“汇聚一系列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描述性工具” 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égime）来进行。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机制首先在经济领域或解决功能性议题方面发挥效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海洋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洋法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像威尔逊主义一样乐观地相信，全球秩序可以通过在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约束下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经济的相互依存会导致政治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合作产生“共赢”；政治上通过建立互信机制来进行合作，同样可以产生“共赢”。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80年代受到挫折，其原因是：（1）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国际关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问世，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回应和反驳。（2）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游击队等标志着苏联新的扩张势头，也预示着“缓和”的终结。（3）保守的里根在1980年大选后入主白宫，发誓要击退苏联的侵略扩张，里根的第一任期因而成为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战略力量、军事实力重又回到美国外交中的显赫地位。以后，1987年倡导“改革”和“新思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表明苏联在美国的强硬外交面前开始让步。

　　冷战结束后，时代的变化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约瑟夫•奈1991年出版的《注定领导：论力量性质的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ower) 一书表面上是对“美国衰落论”的回击，实际上是完善了其新自由制度主义。他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淡化了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强调美国在作为“软权力”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中的巨大影响。一句话，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后连续当了八年总统。在克林顿时期，安全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已同经贸问题和人权问题一起被相提并论。这样，在美国的外交中，“低度政治”开始受到考虑，并与“高度政治”竞争关注。最重要的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名目繁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和国际间政府组织(IGO)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各地区出现了一体化趋势，最为典型的当然是欧洲一体化，其程度不断加深。欧元的诞生表明欧洲不仅实现了市场一体化，而且也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并且正朝着安全防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在欧洲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在此情况下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提出的“全球主义”、“国际治理”和“全球共同体”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民主和平论”

　　1986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对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思考后提出了“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的主题，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轻易打仗，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和文化规范的自律。 就理论而言，“民主和平论”显然承继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与威尔逊主义的“为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相关联；就经验来说，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使“民主和平论”不证自明，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公理”。如果说，对于欧洲人来说，“民主和平论”只是自由主义和平观的一种理念的继续，那么对美国人来说，“民主和平论”便是行动主义的指南，这在冷战后更是如此。 “民主和平论”其实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政策学说，它的幸运就在于生逢其时。以民主和平论为基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总统，民主党的克林顿宣称要“扩大民主的和平区”，而共和党的小布什也要扩大“自由的和平区”。“民主和平论”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和在干涉之后进行“国家重建”的出发点。

　　然而，“民主和平论”虽然设想很好，但常常会碰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效用问题，“民主和平”在实际上仅限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即那些兼备两个条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国家之间；二是国内政治国际化的问题。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和平论”消泯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分界线，以为两者之间是直通车；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可以像国内的利益冲突一样通过制度、法律来解决。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依然是无政府状态。有人认为，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应归因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和对盟国实行了战略上的节制（strategic restraints）。 从以上两个问题，可能会引出第三个，也即更重要的问题，即对外军事干预的严重问题，因为一个想要承担“扩大民主和平区”或“自由和平区”的国家政府，可能会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拒绝任何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约束。

　　此外，民主的扩展是否真的足以为世界提供和平呢？且不说在民主化过程中，国家内部会出现政治动荡，在完成体制转型后，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倒退、回潮，重又回到威权时代；即使是一个成功地巩固了的民主体制，它是否肯定能对地区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也还是有疑问。问题就出在对于民主的定义上，如果只是程序民主或投票民主，那么经过民主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仍然可能是摇身一变的独裁者，仍然用非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此提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只会对世界的稳定产生危害。

　　全球主义

　　有人认为，全球主义是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信仰人性善、道德、法律、集体安全、永久和平）；全球主义是自由主义（信仰普世主义和进步主义，认为一切社会与政治制度都是可以改造的）；全球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资本、贸易、市场的全球化）；全球主义是以人类为本、以世界为体，区别于国家主义（生态政治属于此类）。 全球主义虽然古已有之，但真正的全球主义应当说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出现，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的盛行使国际治理或全球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全球社会的概念着眼于培养全球性的公民。

　　全球主义的理论有三个难解的问题：（1）世界政府的问题。在没有高踞于民族国家政府权力之上更高一级世界政府，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否能超越各个国家、民族、集团的利益？（2）认同问题。有多少人认同于全球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或者自认为是世界公民，有多少国家的政府愿意放弃国家主权？ 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全球社会被现实主义者称之为“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 （3）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是否靠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INGO)、跨国公司就能把各方面的事情办好？迄今为止，“低度政治”的国际治理比较活跃，而涉及到“高度政治”的战略、安全议题，国际治理就出现了缺位或无效，如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防止的1995年卢旺达大屠杀；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也没有发挥实际效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缺陷，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真正掌握军事实力者才最有发言权。而即便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也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20世纪最后十年，新一波的全球主义复兴完全是由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在1997年之前，人们欣喜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甚至充满乐观地拥护全球化，以为经济全球化将会带来政治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揭示了全球化带来的另一面：资本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货币政策即使不是陷于无效，也是陷于失控。此外，全球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它对于弱势群体的伤害尤其明显：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时，全世界无产者却在分裂；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有时甚至提供“超国民”待遇；为了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发展中国家竞相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只有接受低工资才能有工作机会；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最低工资法的“保障”，等待他们的是工厂外迁、失业在家；原来繁荣兴旺的制造业城市现在则是一片衰败：废弃的工厂、破败的社区、环境的恶化等等。2000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时，国际上一些反全球化者冲进会场，以示抗议；（2003年）WTO在布拉格召开年会时，同样引来了全世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即使是最支持全球化的美国，2001年在其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后，对全球化的热情也在降温。9.11恐怖袭击更是证明了全球化中最坏的一面：当经济一体化时，恐怖网络也在一体化。至此，大多数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好东西。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都是有利有弊的。理想中的全球社会似乎类似于中国的“大同世界”；而现实中的全球社会实际上还没有最终形成，目前还处于全球化过程之中。

　　“新干涉主义”

　　“新干涉主义”指基于人权或人道的理由而对一个国家实行武力干涉，因此又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它不同于过去的干涉主义，过去的干涉主义也许是为了一个国家战略利益或安全的缘故而进行干涉，并不特别强调人道的理由。显然，“新干涉主义”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道德律令，突出了道德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然而，新干涉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何时何地进行何种干涉？由谁干涉？怎样干涉？国际社会不可能对任何一次人道主义灾难都进行干涉，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共发生了10次严重冲突，它们发生在：苏丹、卢旺达、安哥拉、索马里、布隆迪、利比亚、伊拉克、塞拉利昂、波斯尼亚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这些国家本应是人道主义干涉的首选，但它们没有受到美国的单独干涉；而科索沃和海地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克林顿政府却对这两个地方进行了干涉，主要是因为除了人道的考虑外，这两个地方对美国来说同时还有战略的利害关系。 这就是说，选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有条件的。作出干预决定的领导人至少作过类似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估算，即干预不应为了拯救一些人的生命，而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

　　谁来干涉？一些人认为，人道主义干涉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最好交给联合国来做。然而，联合国本身没有自己的军队，即使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有赖于各国提供。此外，联合国的预算是各主权分担的，干涉与否也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来决定，而且每一个大国均有否决权。从联合国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来看，要及时有效地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绝非易事，除非是受到当事国的邀请，如在东蒂汶。在一些冲突地区，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但对另一些流血冲突，联合国却无能为力。这时候一些强势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者就要求政府出兵进行干涉。最典型的是西方国家对波黑冲突的干预和对科索沃的轰炸。而对于某些国家的干涉行为又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抗议，原因是它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不具有合法性。

　　如何干涉？干涉的目标是使交战双方停火，还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府，还是仅仅为处于冲突下的平民提供起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都是有待定义的。有时人道主义干涉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情况下应当干涉？由谁来干涉？如何干涉？这一切都需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新干涉主义”产生于以下的背景：一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国际人权法的完善和扩展：《世界人权宣言》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两个文件都承认国家不能从法律上剥夺人权。另一方面是非政府人权国际组织对违犯人权的批评和监督：“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在批评各国政府违犯人权行为方面充当了先锋。

　　二是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人甚至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说，即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不是无限的和无条件的，只有当它能够对其公民提供人权的宪法保障，维护人权，它才有资格享有“主权”，否则它的“主权”就是有限的；当其政府系统地、有组织地“侵犯”人权时，它就不能享有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原则”的豁免。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表示，“现在的‘国家’被广泛理解为服务于民众、而不是管制民众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人权’被赋予的内含不断更新和扩大，个人主权——我指的是被庄严地写进《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公约中的每个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也越来越受重视。当我们今天翻看《联合国宪章》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它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一个人，但不包括那些破坏人权的人。” “人权高于主权”说颠覆了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政治中流行的主权观念。它在受到西方国家中多数人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强烈批评和抵制。

　　三是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有线电视新闻的即时传播缩小了空间的距离，使千里之外发生的暴行能够迅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引起人们的良心不安和道德关怀。

　　四是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或战争大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原来为东西方对峙所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或边界纠纷从而显露处来，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冲突坐视不管还是进行干涉成了国际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

　　在科索沃战争后，有人将“新干涉主义”同“克林顿主义”相提并论，认为科索沃战争将为美国今后进行海外干涉提供一个先例。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克林顿主义”戛然而止，以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布什主义”的干涉取代了以人道为目的的“克林顿主义”的干涉。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中对威尔逊主义的理论细化和创新：“新自由制度主义”突出了多边律令，“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律令，“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着重道德律令，这些理论的主旨都没有脱离威尔逊主义。

　　四、 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自由主义结合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观，从而孕育出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论，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受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的特别影响而比其他国家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国际联盟、联合国、民族自决和人权外交等这些美国的“发明创造”以及海外干涉或战争主要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们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联盟

　　在威尔逊的不懈努力下，第一个体现威尔逊主义的组织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于1920年1月成立。威尔逊主义的计划及其活动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他本人为此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威尔逊的失败和悲剧在于他没有能说服美国人参加国际联盟。有人评价威尔逊说，“他是一位赢得许多胜利但却输掉了最重要战役的领导人，一位渴望解放人类但却反而使自己变为阻碍这些渴望实现的悲剧性的人物”。

　　这里，威尔逊输掉的最重要“战役”就是指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没有批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竭力争取来的《国际联盟盟约》。威尔逊将这一文件看作是“和平的保证”，“世界反对侵略的保证”，“反对曾经几乎将整个文明大厦摧毁的那种东西的保证”， 因为根据盟约而成立的多边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可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反对及至阻止一切侵略战争的爆发。美国参议院之所以不同意批准《国际联盟盟约》在于该盟约的第十条，该条款规定：联盟成员国“有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如遇此种侵犯或有任何威胁或危险之虞时，行政院应筹划履行此项义务之办法。” 第十条的潜在含义是：所有国际盟国的成员国必须将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联盟，由国际联盟来决定是否在海外使用武力。威尔逊坚信，“直到大部分宣战权交给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团体，防范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误判、幻想、猜疑、将错就错的决策才有保障”，“第十条就像是整个盟约的支柱”。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与参议院讨价还价中“拒绝了一切旨在删除、修改国际联盟盟约的这一部分”的努力 ，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对于把美国的宣战权交给一个美国难以控制的国际组织心怀疑惧，他们认为，第十条的要求会大大削弱美国的主权，它同美国宪法向抵触，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唯有国会才享有宣战权。

　　在威尔逊总统与国会的较量中，他所坚持的第十条恰好体现了多边律令，目的是实现集体安全，因为他认为，有了第十条，任何靠牺牲他国而单方面为自己谋求好处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而国会反对的理由也正是单边律令，国会的立场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国会）有权决定在何时宣战。应当说，对多边律令持怀疑态度的不仅是国会议员们，而且还有普通的美国人，威尔逊在参议院遇到反对后，曾乘火车周游各地，作巡回演说，试图绕开参议院、直接诉诸选民。然而，第十条所体现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美国自独立战争后最担心的就是被不道德的欧洲国家拖入战争，美国不想介入欧洲的事务，也不想束缚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总统走的是一条道，而国会、选民，事实上还有世界走的是另一条道，最终只有他一个人还坚持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际联盟的失败和威尔逊主义的大幻灭，威尔逊所担心的杀戮“台风”像恶兆一样成为现实：无数生灵涂炭，世界文明危在旦夕。如果威尔逊还活着，他肯定会为自己的理想进行如此辩护：“并非我的构想不好，而是你们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持久和平的两个条件从一开始就没有奠定好：第一个条件是欲使巴黎和会成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事实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既割地又赔款；尤其令德国人感到屈辱的是，和约还将战争罪责全数推给战败国，《协会及参战各国对德国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第231条明确规定：“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宣告德国及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各盟国负担责任。” 为此，《凡尔塞条约》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日后德国复仇找到了借口。第二条件是作为战胜国的一个主要成员，战后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大国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这使国际联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像一个跛足巨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联合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决心汲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在共同击败德国法西斯后为实现普遍安全建立一个各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组织。在德国投降一个半月后，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于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宪章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运用国际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宪章规定了一些“应然”的原则，如“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但随即表明这并没有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且联合国争端解决机制要由安全理事会负责，而这样一个需要集体决策裁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决定“采取何种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机构，却是要依靠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因为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对决议或决定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安理会决策程序中实行“一票否决制”。联合国的建立似乎圆了威尔逊的一个梦。当时美国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秉承了威尔逊主义的信念，同时美国人民目睹了二战的惨祸并反省了未加入国际联盟的严重后果，以及在二战中反法西斯联盟一致对敌的共同性，因此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美国人民都非常支持促成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然而，从成立之日起，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就面临着分裂或瓦解。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战略及战后安排上都有自己的考虑。在旧金山会议前的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就根据各自的实力划分了势力范围，并用“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因此威尔逊主义的大前提——人类拥有抽象的共同利益，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作出让步。随着1947年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安理会中的大国协调几乎成了一个梦想，在战略上是零和游戏的东、西方如何能够进行真诚的合作呢？联合国虽然为大国冲突提供了“减震器”，但大国合作却受到了很大限制和抑制。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更多时候变成了“打嘴仗”的场所，两大敌对阵营的成员国经常是相互之间唇枪舌剑。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在维和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在世界许多战乱地方派出了维和部队。然而有人已经意识到，诚如《联合国宪章》所言，联合国充其量只是“维持或恢复和平”（peace-keeping or peace-recovering）而不是也不能够“缔造和平”(peace-making)。在最好的时候，联合国只是一个清谈馆，而不是一个有强制力量、有高于其它会员国的独立的财政和预算、有自己军队的世界政府。它的运转经费来源于各会员国（主要是强国）、它的维和部队有赖于会员国志愿提供它们国家的军队、它的行动要由集体作出。它的成立者故意使它软弱，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国家主权，谁也不愿意让联合国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它的批评者说，联合国成立以来，确实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不是联合国的“功劳”，而是“霸权稳定”的功劳。

　　这些批评有点儿言过其实。不容否认的是，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广泛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其成员国已增加到188个。由于其建立宽泛、抽象的道义基础之上，既有大国的支持，又有众多国家的参与，有时它便成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化身。它的存在已为各方所接受，它有其存在的理由：（1）美国需要它，因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不能“包打天下”，正如克林顿在1999 年在联大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 （2）除美国外的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它，因为可以凭此地位来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加上一个“紧箍咒”，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失去其合法性；（3）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它，因为联合国不仅为一些处于纠纷中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伸张正义或自我辩护的平台，而且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援助和帮助，因为联合国除了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任务以外，还赋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另外两项重大任务。在经济迅速全球化，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联合国对发中国家或欠发展国家的减贫、减灾和减债问题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在过去60年的历史上，联合国曾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繁荣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当然，联合国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有关联合国的改革呼声不绝如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将缴纳会费与联合国改革挂钩，曾数次因对联合国改革进度不满而推迟缴纳会费。目前，虽然主要成员国都意识到，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联合国改革涉及面很广，既有行政领域的改革，如秘书处的改革，又有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如安理会的改革、经社理事会的改革，还有《宪章》的修改、财政制度的改革等等，而要在180多个国家之间取得共识或者要拿出一个为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并非易事。迄今为止，比较顺利的改革是1997年以来的行政领域里的改革，但在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方面，尤其是其核心部门――安理会的改革方面，依然困难重重，很难在各国之间形成共识。

　　民族自决

　　无论是在《国际联盟盟约》还是在《联合国宪章》中都载明支持民族自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反复重申支持民族自决，在许多亚非拉国家中，民族自决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了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口号。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确实影响深远，甚至威尔逊在1919年已为自己的话点燃了千百万人自决希望的后果而感到焦虑。 在目睹了后冷战时期失败国家内部的部族杀戮后，有人将它归咎于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称它是“威尔逊的梦想，我们的梦魇”。

　　“民族自决”口号的进步意义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量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争取到了对西方宗主国的独立，走上了自主的发展道路。它们的独立及其在独立后加入联合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全貌。

　　然而，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有一些民族在“自决”的名义下进行分裂、扩张和征服。在一些新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夹杂着古老的冤仇、报复、战争、死亡。谁能想到，20世纪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竟然远远多于发生在国家间的战争。 在后冷战时代，发生在国家内部的冲突或战争显然已危及到地区和平和国际安全，这促使一些人提出“不干涉内政”和“国家拥有主权”的国际原则已不再适用。1994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在100天的时间里，近100万人被杀害，而且是用原始的砍刀砍死的，许多西方人为没有进行干涉而感到良心不安。1999年当南联盟同塞尔维亚族同阿尔巴尼亚族发生冲突时，1999年当南联盟塞族同阿族发生冲突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其进行了“人道主义干涉”。后冷战时期民族自决的一个后果是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和暴力冲突，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造成了动荡和混乱，以致有人怀旧起来，鼓吹在那些失败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麻烦丛生的、危险不断的、实行种族清洗或灭绝的国家中实行“自由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通过外界的干预，强制性地使之实现宽容、稳定和秩序。 许多人感到，民族自决的原则也许在过去还行得通，但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否则它会将我们的地球分裂成无数互相争吵的小国。

　　海外干涉或战争

　　20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海外干涉或进行战争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仅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海外干涉就达到14次。虽然美国海外干涉或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美国所进行的许多干涉和战争都是打着道义的旗帜进行的，而且它们大都发生在民主党政府时期，例如：威尔逊总统将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声称“这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美国有义务参战；罗斯福带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的直接动因是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但最根本的是要反对法西斯轴心国对世界的统治；杜鲁门总统当政时，美国出兵朝鲜，试图防止在冷战中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半岛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约翰逊政府之下，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防止东南亚地区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北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科索沃战争，战争的理由是阻止前南斯拉夫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

　　美国最近进行的战争中有三次是共和党政府发动的：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理由是制止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伊拉克所兼并的科威特，维护中东的秩序与和平；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理由是打击和消灭恐怖主义者；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出兵的理由是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理由事后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而美国真正的目的是把萨达姆赶下台，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变，在中东地区建立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民主基地。在共和党政府所发动的战争中，安全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道义的动因。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在战后投入巨大的资源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制度重建，这表明，共和党政府也接受了自由政府的传播将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和平地带的观念。换言之，即使是在共和党政府的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战争中，理想主义“元素”也是存在的。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前曾说：我们把自由带给遥远的他们，这样我们在国内才有安全。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主要关键点是把理想主义的色彩注入到美国外交政策中，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富有道义的色彩。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的构想都基于通过集体安全的机制实现人类持久和平的良好愿望；无论是“人权外交”还是海外干涉，用来动员民众支持的说法都是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免于暴政和战乱的祸害，使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民族自决的主张也是为了使各民族享有决定自己的国家形式的权利。从实际政策的效果看，自由主义的这些外交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而且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挑战和挫折。由于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利益，这就使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份显得虚假和造作，甚至会被误解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而设计的精美道具和漂亮包装。然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走形，可能会被利用，但是基于启蒙哲学、相信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的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还是软化了“硬实力”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计的现实主义政策。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始终在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从而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既不是纯粹现实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只不过一般在民主党执政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比共和党执政时浓厚些，而在共和党执政时现实主义成分比民主党执政时要多一些。

　　第五章 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反驳，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始于对“新政”的反对。“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历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六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至80年代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的政治思潮，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探讨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流派、演变和发展进行仔细梳理，对保守主义所钟情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外交思潮进行认真分析，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实力地位及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作出正确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而且还要了解保守主义何以或者为何能够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外交议题上产生重要影响。

　　一、 美国的保守主义及其流派

　　正如政治学中的其他许多概念一样，“保守主义”一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统一的定义，且不说各国的保守主义的内涵不同， 就是美国本身的保守主义也常常令人困惑：同一流派的保守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同一时代的保守主义也有不同的分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博采众家之说，粗略地对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进行这样的并不完全的界定，即：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二战以后出现的、相对于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而存在的影响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优先于平等，秩序、道德和价值至关重要，重视宗教信仰。 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并非一成不变、铁板一块，在其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它拥有了不同流派，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唱主角的派别不同；在不同议题上观点也不尽相同。

　　从思想的源流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分为老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两个流派。老保守主义“保守”的主要部分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它反对的是“被修正了”的当代自由主义，因此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其实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同祖同宗”。当我们探讨美国的保守主义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的传统保守主义。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论述见第二章）。二战初期，学术界中出现了一些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批评“新政”、以“保守”来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 A.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当时正值自由主义处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因此这些人鼓吹回归古典自由义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这些保守派的思想要等30年后（里根时代）才受到重用，要等40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才能彻底“翻身”，成为显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老保守派在90年代被人称为“新自由派”（Neoliberals），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和宣扬的以古典自由主义为立足点的理论学说。

　　老保守主义除了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支以外，还有源自传统自由主义包括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另一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理查德•韦弗(Robert Richard-Weaver)、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Jr.)。传统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意志的传统，并提倡具有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而传统主义则提倡“保守”过去的传统、习俗、家庭观念和道德观念。

　　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流派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本是源于60年代末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的一群主要由犹太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有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诺曼•波多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内森•格雷泽尔(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政治学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ane Kirkpatrick)等。他们原参加过二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苏反共运动，这成了他们日后意识形态的根基和共识，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的极权主义（如苏联）还是右的极权主义（如纳粹德国）都对自由民主构成了威胁，要确保自由民主的美国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制。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意味着在国外要反苏反共；在国内要反对新左派的极端主张。一开始，他们只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出现，在波多霍雷兹主编的《评论》(Commentary)季刊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上发表政策建议和评论。但随着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青年反文化运动的高涨，他们与正在变得激进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格格不入，对民主党的政策也失去了信心（如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肯定性行动）。他们在民主党在1968年和1972年大选中两度失利后，终于加入共和党阵营。在里根上任后，新保守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里根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以及其反苏反共的政治理念与新保守派不谋而合。这表明，新保守派经过20年的嬗变，最终找到了政治的归宿（莫伊尼汉除外，莫伊尼汉自1976年开始就一直是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直到2000年退休）。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派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和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均不甚满意，原因是老布什没有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克林顿虽然强调民主价值观念，但与新保守派的着眼点不同 。更重要的或许是克林顿对他们的冷遇，克林顿上台后并未分配给他们一官半职。此外，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派所要反对的与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不同，年轻的新保守派在国内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上与老保守派有更多的认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与自由派有更多的认同。此外，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主要强调反共（国际上的）反左（国内的）；年轻的新保守派则强调在海外推进民主和在国内反右（针对的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 。

　　老保守派与新保守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教。老保守派受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较大，老保守派基本上是由于宗教而变得保守的，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布坎南出身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环境中，后来在耶稣会读中学，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教。他们对美国民族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宗教观念，认为美国首先是基督教国家；而对新保守派来说，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是建立在《独立宣言》中所阐明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与宗教的联系上的。对于老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分别；而对于新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在自由世界与专制统治的分别。其二，历史观。老保守派持退步的历史观，总认为前现代是黄金时代；而新保守派则持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他们对科技发明和资本主义革新持欢迎态度而不是恐惧态度。其三，地域。老保守派代表“圣经带”(Bible belt) 的南方白人、中西部的农民和小镇居民，他们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而新保守派则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其四，种族。新保守派大多数是犹太人，而老保守派则大多数是白人教徒。由于老保守派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反以观点，新保守派认为老保守派有反犹情结。其五，对外政策。老保守派中有些人怀有孤立主义情愫，例如布坎南自称是“新孤立主义者”，他赞同美国终止对外援助，将联合国赶出美国，关闭世界银行，增加关税，减少或制止外来移民等。布坎南和其他老保守派的政策被新保守派称之为“全球孤立”政策。与此相反，新保守派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不能在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因而美国应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即实现“仁慈的霸权”或“王道”

　　尽管新老保守派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有一些共同点：第一，反对极权和专制，捍卫个人自由；第二，反对国家干预私营企业，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第三、维护西方世界传统的道德、宗教和价值观念。新保守派的加盟和老保守派的扩张，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比冷战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社会中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也更大。

　　从议题上来看，保守主义思潮可以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尽管各个部分的成员可能有很大的重合，其意识形态也可能前后不一致，甚至各个部分之间也可能会存在政治敌对），它们是，财政/经济保守主义、社会/宗教保守主义、防务/外交保守主义、联邦主义运动和自由意志主义 。代表这些主义的保守派分别是财政/经济保守派、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保守派、防务/外交保守派、联邦派、自由意志派。

　　财政/经济保守派所关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必须在财政上负责并且有效率。60年代中、后期，他们一直关注联邦预算的平衡问题，此外，不少人还厌恶庞大的联邦机构及不必要的规章制度。财政/经济保守派中也并非意见一致，有人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削减预算，而其他人则认为应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这部分人主要是南方白人和小企业主。财政/经济保守派的组织有“康科德联盟”、“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等。

　　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关心道德、信仰、价值观问题。他们将道德败坏归罪于自由主义的左倾因素和世俗的人文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通过传媒大量传播的大众文化。他们主张由国家来加强宗教的力量，强制公立学校作祈祷，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法。与此同时，他们批评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计划鼓励了非婚生子女的出生。道德的衰败，家庭的解体，离婚率的上升，非婚生子女的增多使得社会/文化（宗教）保守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冷战后的新保守派甚至将强调的重点由价值观转向了道德、性格、文化的作用，宗教右翼更是重生命、重家庭、重道德、重美国。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主要是宗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天主教教徒、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这一派的主要组织有“研究和教育自由委员会基金（及国民授权电视）”，它由保守的天主教教徒保罗•韦里奇创办于1955年，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全国最大的思想库。韦里奇同时还是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由加里•鲍尔（Gary Bauer）创办，主要游说反对堕胎及反对同性恋者权利，它是在1988年与“关注家庭”(Focus on Family)合并后建立起来的；其他宗教右翼组织（如基督教之声、生命权利、全国神福音派协会、基督教法律协会）。这一派的利益集团主要有“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和“关心美国妇女”（Care for American Women)、“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美国家庭联合会”(American Family Federation)和“鹰论坛”(Eagle Forum)等。

　　外交－防务保守派。这一派的共同特点是：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保障美国的安全及和平（也即外交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此外，在冷战后国际主义－孤立主义、 贸易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主义－美国主义（关注美国本土）的争论中，在这一派中有持上述相互对立观点的人，但前者占主流地位，后者居次要地位；前者主要对行政部门的政策起引导作用；而后者则常常通过国会在防务授权、外交拨款等具体领域中发挥影响；前者支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对于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促进全球一体化感兴趣（有人将这些思想称之为“保守的国际主义”）；后者只关注美国自己的利益及自身的安全，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想要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在海外使用武力也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实行最低限度主义(minimalism)。但他们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些思想可称之为“保守的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外交/防务保守派的主要思想库有、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其主要利益集团有侧重防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指数”及侧重贸易的“美国商会”。

　　联邦派强调分权（指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纵向分权是指联邦与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适当；横向分权就是在每一层次的政府机构中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又相互制衡，其重点是维护州权。联邦派（或称共和派）认为要尽可能使人民接近权力，《宪法》的原意就是人民主权。在美国历史上，强调州权的既有民主共和党的杰斐逊及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民主党人，如1948年南方民主党人成立州权党，推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为州权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有共和党的极右翼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他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第三党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68年他是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冷战后这一派的影响有所增长，使得克林顿在1996年竞选连任中都提出“授权于人民”也就是“还政于民”的主张；并在政策实施上，将过去由联邦政府主要负责的社会福利及肯定性行动的保留部分移交给州和地方。在地域上，这一运动在南部和中西部各州较有影响。

　　自由意志派。这一派认为，政府应尽量少干预个人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派强调个人自由的纯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与新保守派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传统道德和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而认为个人是关键，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及其他群体认同的优惠或照顾。他们的一些主张如将毒品和色情合法化，使其他保守派深感不安。自由意志派也自称自己是财政保守派、联邦派和外交/防务保守派。自由意志派主要是枪支拥有者和基督教福音派，这两部分人形成保守派所格罗夫•诺奎斯特所说的“别管我们”的联盟，对他们来说，抚养孩子，信仰上帝，保护财产是自己的私事；政府则是头号敌人。自由意志派的思想库有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该研究所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持保守观点，外交上持国际主义观点，防务上主张将美国驻欧洲和亚洲的军队撤回本土。

　　9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对宗教的信仰和爱国热忱，以及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维护以及对“美国例外论”的强化；在国内，积极推行保守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国际上反共的目标在9•11之后让位于反恐的目标

　　二、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

　　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不仅包括思想运动，而且还包括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根据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可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至50年代中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1964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

　　（一）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起源于20世纪40年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从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发表了大量著作，为后来的保守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经济保守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就来源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1944）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1944）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1944）和后人称之为“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思想。哈耶克的观点是：“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制”，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张以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来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米塞斯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会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战争，这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是不相容的。有意思的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声称他们不是保守主义者。诚然，这些保守派经济学家并不“保守”，他们只不过是要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以市场机制而非中央国家机构来调节经济。

　　社会/文化保守主义来源于拉塞尔•柯克和小威廉•巴克利。前者著有《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桑塔亚那》(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并于1957年创办了《现代保守评论》(Modern Age: Conservative Review)季刊；后者著有《耶鲁的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并于1955年创办了时至今日仍有影响的保守主义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

　　传统主义强调美国的保守传统，如宪法、价值观、宗教信仰和道德，他们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被称为西方现代保守主义鼻祖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著有《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法国的政治思想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有《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On the Citizen's Disobedience)等。有些传统主义者还提倡具有天主教或具有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他们之中不少人就是天主教教徒（如柯克和小巴克利）。

　　一些因素促发了这场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

　　1．40年代中期一批从法西斯极权统治下逃亡英美的中欧知识分子，包括“现代奥地利学派”（Modern Austrian School）的代表人物，为这场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提供了契机。这批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外，还有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1953年出版了《自然权利与历史》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政治学家埃里克•冯•屈内尔特•勒丁（Erik von Kuehnelt Leddihn （1952年出版了《自由或平等——我们时代的挑战》(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52年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这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先后到达了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一时间芝加哥大学成了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基地－。

　　2．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计划，特别是1946年由民主党国会通过并被总统签署的充分“就业法” 引起了保守派的疑惧和反对，因为此法宣称国家的责任是使用一切手段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将大大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于亚当•斯密的信徒来说，这是罗斯福“新政”的扩大和发展。对此，保守派在政治上作出了“防守反击”：1947年，以来自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参议员为首的共和党抓住暂时获得第80届国会的领导权的机会，联合南方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即劳资关系法，并推翻了杜鲁门的否决，从而事实上部分抵销了1946年就业法的作用。

　　3．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二战后，法西斯极权统治虽然被推翻，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又因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扩大和加强，苏联将其势力扩展到被解放的东欧地区，并开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共产主义扩张。1946年，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首相在美国的富尔顿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笼标志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开始在国际上推行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

　　这场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是：（1）无组织无指导。虽说是一场“运动”，但它其实只是一些学者文人的个人思想活动，除个别例外，这些思想家互不相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他们对彼此的著作甚至都不熟悉。（2）各说一套，相互矛盾，除了名称外，他们连在保守主义的定义上都不能取得一致，他们所倡导的观念甚至相互排斥，如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强调自由，而源于伯克的传统学派则以秩序为重。

　　40年代末保守主义的影响甚微，自由主义俨然一统天下，成为美国政治思潮的主流，自由主义的概念成为大众哲学，以至于连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都要慨叹：美国思想界太单调了，如果没有比较，怎么能得知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思想呢？ 保守主义者当时处于话语的边缘地位，他们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中的另类，被媒体称之为“新保守派”(New Conservatives)或(Neo-Conservative)。保守主义在社会上没有信徒，在政治上受到轻视。30年后，这场运动的代表人之一拉塞尔•柯克坦承：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都没有拿他们当回事。他们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思想界，他们的思想犹如在自由主义的池塘里扔下一个石子，在思想界只能产生阵阵涟漪。

　　既然如此，为何这样一种保守派学者著书立说的现象还会被冠之以“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呢？原因是他们的著作问世的时间恰好集中在这一特定的阶段。此外，他们的思想里也还包含了一些共同的信仰：（1）反对极权主义、国家主义或集体主义，主张个人主义；（2）反对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张道德绝对主义；（3）反对理性主义和抽象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些共同点的基础又是基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人非至善，需要信仰和法治加以约束）、对历史的认识（人类历史并无必然规律，而是一些偶然事件的累积）及对世界的认识（在自由与极权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从时间上看与一些政治现象相吻合：（1）在这一时期，共和党罕见地两次掌握了国会的领导权：1947-1949年的第80届国会和1953-1955年的第83届国会；（2）共和党人自1932年以来首次赢得了大选胜利：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3）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兴亡。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仍然不能表明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与实际政治发生了联系：首先，如前所述，当时的政治领袖对保守主义不感兴趣，保守主义还不是共和党内的占主流的思想，共和党的领导权还控制在东部权势集团手中，也就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手中。其次，保守主义者也不把艾森豪威尔当成保守派，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与其说是保守主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艾森豪威尔个人的胜利。再次，保守主义思想家不认为他们要对麦卡锡主义负责，相反他们认为麦卡锡主义使保守主义蒙受了不白之冤，致使不少人对保守主义的真正含义产生了误解。因而那种认为“50年代保守主义在思想界占上风，在政治上取得了势力”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内外政策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共识大于分歧，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政策大体上还是前任的“新政”政策和冷战政策；而麦卡锡主义不过是当时两党反共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歇斯底里的高潮，而非保守主义的高潮。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美国的这场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虽然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它都不是自由主义的对手。不过，它为未来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埋下了种子。

　　（二）1960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

　　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指保守主义思想家从象牙塔走入社会，通过指导和建立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基金会、思想库等来扩大保守主义思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这场社会运动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经济/财政保守主义运动、社会/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联邦主义运动、自由意志运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主要有“新右派”（New Right）和“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运动。“宗教右翼”虽然与“新右派”关系密切，但由于它的领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新教原教旨主义，既包括天主教正统派，又包括犹太教正统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学色彩。 此外，“新右派”与“宗教右翼”所处的时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而“基督教右翼”则在八、九十年代和当前的21世纪更为活跃。

　　正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对立面一样，七、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对立面。“老右派”与“老左派”的对立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而“新右派”与“新左派”的分歧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引起的。“新右派”本来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酝酿，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兴起，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晚于“新左派”。自1962年在校园中成立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组织开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他们对社会的批评及这些运动的发展，促使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战争权力决议”等；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乔治•麦戈文分别在1968、1972年两次大选中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然而，他们的影响在70年代后日渐式微。

　　相比之下，在像小威廉•巴克利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指导下的、于1960年在校园中成立“为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YAF）的右派学生组织，直到80年代才解体。这一组织的学生大多出身于共和党人家庭，他们对共和党感染上自由主义颇不以为然，认为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缺少“保守”古典自由主义所尊奉的自由、传统和秩序；而华盛顿的集权制正是民主党式的自由主义发展过头的结果，政府职能的扩大虽然给予了一部分人自由，但同时夺走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如在南方实行新的强制性的种族融合、肯定性行动等。这一组织为七、八十年代新右派保守主义运动培养了不少骨干力量，如新右派的核心领袖、曾任YAF首任执行主任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rgurie)成为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直邮筹款(Direct Mailing)专家；YAF的老战士霍华德•菲利普(Howard Phillip)建立了“保守主义核心会议”(Conservative Caucus)组织；保守主义活动家保罗•M•韦里奇(Paul M. Weyrich)发动了“基督教右翼”的保守主义运动。

　　“新右派”和“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通过四类组织来扩大其对政治的影响：

　　（1）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简称PACs)。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指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捐款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它的活动主要是筹款和捐款，目的是帮助保守派人士进入政治领导层，从而使之同情保守派的主张，如1974年韦里奇领导成立的旨在帮助保守派人士当选国会议员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1975年菲利普斯领导建立的保守派核心会议，它主要在基层活动，在全国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均设分会，约有30万会员；以及1974年特里•多兰组建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等。这些组织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

　　（2）单议题的利益集团。这些单议题的利益集团有爱德华•麦卡提尔(Edward McAteer)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牧师1979年建立的“宗教圆桌会议”(Religious Roundatbles)、罗伯特•比林斯（Robert Billlings）建立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National Christian Action Coalition)、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ulwell)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其中道德多数派声势最大，有40万名成员、６万名牧师，在全国各州设有分部，年度预算超过600万美元；以及帕特•罗伯逊（Pat Roberson）领导的“基督教右翼”。

　　（3）思想库和出版物。1973年，保罗•韦里奇创办了新右派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80年代前，传统基金会很少有超越共和党保守派的活动，因而不太引人注目。80年代后，随着里根当政，传统基金会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目前它以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经常举办研讨会，提出政策建议。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传统基金会对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1994年，共和党的新议员一改常例，不去哈佛大学听取有关立法方面的报告，而是去传统基金会，这反映出新右派对共和党的影响。此外，1995年以来，传统基金会的媒体曝光率始终位于第二位或第三位，仅次于布鲁金斯协会，比其他老资格的或大名鼎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或美国企业研究所表现还突出。 小布什上台以来，传统基金会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布什内阁的许多提名都是由传统基金会人才库推荐的。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理查德•维格里1975年创办的月刊《保守文摘》（Conservative Digest），它现在已成为“新右派”的机关刊物。此外，“新右派”的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季刊和《今日传统》月刊。

　　与四、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相比，“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社会运动是右倾的平民主义运动， 它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同时美国社会中自称是保守派的比例稳步增长，到1993年几乎与自称是温和派的比例持平（40%）。 宗教右翼在南部、中西部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地方因而被称为“圣经带”。“宗教右翼”现在已拥有170万成员，自1992年起，它已成为共和党内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些州，如在阿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宗教右翼”的分支机构福音基督教和生命权运动事实上已控制了州的共和党组织。

　　（2）80年代后，“新右派”和“新宗教右翼”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新右派”利用草根组织直接将政策主张付诸实践：菲利斯•施拉芙莱(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拥有５万名会员的“鹰论坛”(Eagle Forum)通过在州议会作证、举行集会、组织请愿、游说等方式成功地使“1972年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简称ERA)于1983年失效 ；在反对堕胎的“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众多组织 的压力下，自1976年开始，共和党的政纲连续四次写入支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保护未出生孩子的权利” 。1981-1982年，“新右派”还在31个州提出了118项议案，其中“人类生命权利修正案”规定：除挽救母亲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堕胎；禁止使用子宫内避孕器，因为生命始于受孕。90年代中期，宗教右翼希望共和党控制的保守的第104届国会能通过禁止堕胎的法案，但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于是他们在1995年通过了《与美国家庭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n Families)以表示对共和党议员的不满。

　　（3）对全体美国人政治观念或公众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据芝加哥舆论研究中心的一般社会调查的研究，自1974年后，人们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趋于保守。 1996年即使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也声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表明，保守主义思潮不仅成为共和党内的主流思潮，而且也对民主党的政策观念产生了影响。9•11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更加膨胀。

　　冷战结束以来，保守派加强了“抢占”思想库和大学的努力，试图推动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继续发展，并在社会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全国富有同情心的慈善机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自1992至1994年，美国12个主要的保守基金会向研究所、大学、思想库、媒体和利益集团提供了2.1亿美元的资助，其中赞同“自由市场”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得到的资助最多，为890万美元，其次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为690万美元，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390万美元，赫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330万美元，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210万美元。韦里奇的自由大会基金（Free Congress Foundation）得到500万美元，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得到190万美元，《新标准》得到170万美元，波多霍罗兹的《评论》得到100万美元，另外320万美元给了小威廉•巴克利和本•瓦腾伯格（Ben Wattenberg）的电视节目。在著名大学中，作为保守思想的堡垒芝加哥大学获得的资金最多，达1000多万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学，960多万美元，乔治•梅森大学800多万美元，耶鲁大学590多万美元。 这些思想库和大学对十年来美国的社会政策（如福利改革、肯定性行动、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经济政策（如平衡预算、减税等）、外交/防务政策（如北约东扩、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修订、NMD的提出）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保守派清楚地知道，思想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在思想方面的投资更加不惜成本。

　　（三） 1964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

　　“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指保守主义者影响政治的努力，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更多的保守主义者担任公职；二是使美国的内外政策最大限度地反映保守主义的观念，从而实现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这两方面都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新政”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破产。保守主义思潮本来是自发地存在于共和党之外的，它与共和党的联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它包括两方面的动向：一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化，二是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化。共和党候选人在议题上的立场与保守派的精英、组织和选民的立场比较接近，因而保守派选择了共和党作为政治靠山。保守派希望借助于共和党实现自己保守主义的目标，而共和党则希望借助保守派来赢得选举政治的胜利。

　　从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影响不大。它第一次冒头是在60年代中期，1964年共和党选出极右翼的巴里•戈德华特作为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在职总统林登•约翰逊竞选，结果约翰逊大获全胜。直到80年代里根当政，保守主义才获得出头之日，里根的当选就是借助了保守主义的力量。1992年大选，以新民主党人面目出现的克林顿击败了布什，入主白宫；国会两院也处在民主党人的控制之下，自由主义由此暂时东山再起。1994的中期选举犹如一次“大地震”，共和党人以一部“与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击败了民主党人，从国会中的少数党一跃而成为多数党，把自二战后重建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民主党牢固阵营的的南方抢夺过来，占据了阔别40多年的国会山的领导地位，从而开始了新一轮意义上的真正的“保守主义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1994年的中期选举意义重大，它象征着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形成的新政联盟的瓦解，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大政府时代已经过时了。1996年的大选结果不过是这一趋势的继续和发展。克林顿之所以获得连任，其原因不在于他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纲领，而恰恰在于他“偷”了共和党的主张，包括平衡预算、减税、自由贸易、精简政府机构、实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他充分认识到潮流已经变了，大政府主义的时钟停摆，因而及时地调整了政策。正如他的首席竞选专家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所说，克林顿获得连任的战略就是从根本上变为一名共和党人。他的主张与此前的自由派有明显的不同，因而有人说他与民主党的关系是别扭的“拥抱”。他的胜利是他个人及其政策的胜利，无助于民主党内的自由派重新获得权力。

　　1996年共和党在国会继续保持了优势，在参议院的席位比上一届增加了两席，两党的议席之比是55：45，在众议院的优势则比上一届有所削弱。1996年换届选举后，共和党州长与民主党州长的数目仍保持上一届的比例，即33：17，但共和党州议席比民主党多几千席。随着联邦权力的减弱，州和地方政府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比从前要起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公民自身利益的医疗保障及社会福利等方面。

　　半个多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的演进循着这一轨迹发展：从思想运动走向社会运动，又从社会运动步入政治运动，它在美国政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直至发展到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作为美国的两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 。

　　在不同阶段，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不同：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独领风骚；此后，保守主义逐渐与自由主义思潮分庭抗礼。从社会情绪和政治气氛来说，近十五年来美国社会偏于保守，保守主义思潮的声势远比自由主义思潮壮大：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思想观点被全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箴言报》、《今日美国报》《华尔街日报》等）引证的百分比远远高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观点 ；1995年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八年间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思想库被引证的平均百分比占全部思想库的50%以上，而自由主义或左倾的思想库被引证的百分比平均不到15%。 。最近五年的政局发展也证明了保守主义思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主导美国政坛，政治钟摆还可能会继续向右摆：2000年大选后，近70年来共和党同时控制着了白宫和国会两院；2002年，国会共和党一反常规地在中期选举中获得胜利、从而巩固了在国会的多数地位；2004共和党在各个层级的选举（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州长选举和州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似乎预示着共和党时代的到来。

　　三、 保守主义钟情的外交理论

　　在美国的外交思想方面，一般而言，保守主义倾向于现实主义。具体而言，老保守主义钟情于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而新保守主义则更倾向于“新帝国论”等。

　　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发源地虽然是在美国，但它却不是对美国外交史的总结和提炼，而是欧洲国际关系史的典型的产物，它所提倡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或“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与美国所处西半球的国际政治经验格格不入，在威尔逊以前，美国历届总统都恪守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奠定的孤立主义传统，不介入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纷争，因此也就没有“均势”的概念。现实主义基于对人性恶的悲观认识，认为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作为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所关心的是国家利益，其核心是国家的生存或国家的安全；国家利益的界定则依据实力而定，即所谓的“权力界定利益”；一般的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适用国家行为，而应经过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过滤；也不应将某一特定国家的道德作为普世准则来统治全世界。 现实主义又分为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或传统现实主义（Traditional Realism）、结构现实主义(Constructive Realism)或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进攻性现实主义(Aggressive Realism)。从时间上看，古典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出现：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经典名著《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the Nations)发表于1948年。现实主义总的来说是对于此前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二战的爆发标志着理想主义的破产，理想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被批评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而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是对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新政”的反动，由于“新政”派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从一开始保守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反对的是同一些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因此而建立起来。现实主义一经确立便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长达四十年。

　　新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超越，以肯尼斯•华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标志，现实主义理论完成了科学化和体系化。华尔兹扬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以用科学界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己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层面上, 因此新现实主义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分配状态，国家权力主要由军事力量界定，而国家利益也主要是物质利益。不无巧合的是，新现实主义的问世正值保守主义在国内张扬的前夕。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其理论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1）在继承和融合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最大化和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推向极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性质决定了安全困境的无解，每一个国家为了安全和生存的需要总是追求权力最大化，实现霸权可以消除对安全的忧虑。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而大国之间总是存在安全竞争（不是激烈的战争），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追求霸权。由于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的稀有资源，因此大国争霸战争将不可避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在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不存在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世界政府。所有国家都具有某种进攻性的军事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在各国之间相差很大，因此霸权之争是大国才能玩儿的游戏，小国就只能靠边站了。各国永远无法知道和确定他国的意图。米尔夏默问道：每个国家都说自己是爱好和平的，但其他国家会相信吗？国家基本上是理性的行为者，是战略算计者，它们总的来说善于确定自我生存的明智战略。

　　米尔夏默特别强调，对于一个以生存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危险和丑陋的世界，当今国际政治与近现代的国际政治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体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国家主权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各个国家必须靠自助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们不能拨打“911”，呼叫国际警察来解救它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体系中，国家之间互相惧怕、互相猜忌，唯一感到安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相对力量最大化，尤其是军事力量。大国为了使自己更加安全而一心谋求地区霸权。而一国的军事力量取决于它的人口和财富总量。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米尔夏默认为在世界力量的分布中，未来将是美国和中国最强大，因为美国有源源不断的移民人口（尤其是高技术人口和其他精英人才）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而中国的人口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相比之下，其他发达国家人口连年下降，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从理论上推测，未来20-50年内中美之间为争夺亚洲霸权而发生对抗是很自然的，因为国际政治的权力资源非常稀缺。虽然从主观意愿上看，这是一个悲剧，但在客观现实上却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进攻性现实主义”之得名在于米尔斯海默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就是“损人利己”，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有效地进攻。

　　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都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共识：（1）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体系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3）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或安全；（4）国家利益基本上是由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决定的；（5）国家的行为是自私的、自助的、也是理性的。但对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如何实现国家的目标的解释就各不相同了：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拟人化，认为国家的权力欲类似于人的权力欲，国际关系不过是人际关系的放大和投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选择不是源于个人或国家，而是源于体系结构的性质，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分布是两极还是多极或单极，决定了一个国家是采取结盟制衡的策略还是采取跟着强者走、搭便车的策略，权力并非多多益善，能够保障安全就足够了。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主张，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保障绝对的安全。当一个大国获得霸权时，在其霸权辐射之内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犯它的安全。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于稳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前者倾向于“均势稳定”，认为当权力均衡时国际体系最稳定，通常表现为“多极稳定”；后者则认为两极体系最稳定；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无疑主张单极稳定。国际政治理论常常是现实的反映：古典现实主义盛行之时，正是美国在与苏联对峙中处于守势之际；而在新现实主义出现后，美国开始反攻；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问世之时，世界上只剩下美国这一唯一的霸权。

　　老保守主义者信奉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思潮。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也是二战之前大多数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之一。从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到杰裴逊主义的不使美国民主卷入欧洲纷争的政策选择，约翰•昆西•亚当斯“不要到国外寻找并消灭怪兽”的警告，“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也别来干涉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会通过的《中立法案》，孤立主义达到了顶峰。

　　孤立主义的逻辑是这样的：建立于纯粹革命原则和思想观念之上的美国民主制是极其宝贵的，在它的成长初期也是及其极其脆弱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为此，美国要严格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与旧大陆的欧洲纠缠在一起，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来保护这些利益。孤立主义者认为，“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进行过度干预，会腐化和破坏美国人民已经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秩序”。 美国民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美国欢迎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但抵制任何使美国变得更像世界的想法。美国可以率先垂范，以榜样的力量示人，而不是到处干涉，依靠强力输出民主；美国外交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尽力避免使美国卷入海外冲突或战争，而且必须符合宪政规范，防止外交权力过度集中于总统，要捍卫国会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和尊严，如宣战权和缔约权。 二战爆发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几乎绝迹，在冷战期间它也同样受到冷落。越战期间掀起反战运动和主张美国全面撤退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冷战结束后，孤立主义有回潮之势，被称为“新孤立主义”。老保守主义者重新拾起杰斐逊主义的传统，主张在外无强敌、安全无忧的情况下保持最低限度主义的外交，反对美国过多地卷入世界事务。9•11之后，孤立主义再度失势。

　　新老保守主义者都信奉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存在，其一般的含义是效忠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美国的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美国例外”、“美国第一”的优越感，原因在于：（1）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美国民主价值观，而不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紧密相联，“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平民的民族主义，体现着一系列含义很广的核心价值观念：与集团权利相对立的内在的个人，人人机会平等，反对中央集权，法治以及一种革命的遗产。” （2）美国的民族主义还源于美国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及由此而获得的信心，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美国很少经历过失败，美国的历史基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美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根据9•11恐怖主义袭击以前芝加哥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90%的美国人说他们“宁可是美国公民，而非其他国家公民”，而“世界价值观”的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70%以上的美国人对当美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美国人一般都有民族主义情结，但新老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更加偏激，他们不允许对美国民主价值观有任何质疑或批评，他们始终把美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置于首位，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若照此观念制订政策，就表现为美国不尊重其他国家政府的道德权威和其他人民的民族利益；美国把自己的民族主义说成是爱国主义，把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说成是排外主义。

　　新老保守主义者都喜欢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在通常的意义上，单边主义是参与国际事务时的一种外交手段，为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联盟限制，以保持外交灵活性及行动自由。美国的单边主义主要源于“例外论”——美国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美国是“希望之地”、“自由之乡”，美国与众不同，具有更高的道德和思想境界。在老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实力，有能力，有才智；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即使是世界上的事美国也可以自行解决，不必要迁就其他国家，美国是“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y），其行动是利己利人的，因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美国为他人行善时用不着通过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来寻求合法性，而且单边主义可以使美国的行动保持高效，避免多边主义的官僚主义。

　　老保守主义者青睐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财政/经济保守派认为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降低了美国的实力。因此美国需要提高进口关税，平衡进出口贸易，减少赤字。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是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经济议题上的变种，它的深层根源是一样的：美国可以独立存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于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只会削弱美国。

　　新保守主义者信奉“新帝国论”（“New Empire”Argument）。“新帝国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新帝国的学说，它把美国称为“新帝国”或“新罗马帝国”，使之区别于“旧帝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帝国。“新帝国”之“新”在于它宣称它不像“老帝国”那样靠武力征服来夺取并占有领土，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它在海外的武力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是为别国人民“谋幸福”。它不只是像“老帝国”一样为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如安全及和平），而且还促进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也就是说，“新帝国主义”与上述老“帝国主义”的区别在于：“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无涉，“新帝国主义”的治理方式也不是殖民统治，而是自由民主；新帝国的国家是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国，因而新帝国内不存在老帝国的君主或皇帝，只存在民选总统。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新帝国论”是指在美国流行的、主要是新保守派宣传的“新帝国论”，而不是英国人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提出的“自由主义的新帝国论”(New Liberal Imperialism)。美国的“新帝国论”主张美国要利用当前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使用强权胁迫、干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国家，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这些国家，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统治下的、有利于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其手段主要是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美国主导的。其目标是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 而库珀的“新帝国论”则是：“我们”之所以仍然需要新帝国主义，是由于由失败国家组成的前现代世界对于国际秩序构成一种新的挑战，解决这些地区混乱的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重新殖民化，所以现在需要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一种依靠自愿原则，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的新帝国主义。

　　不少人对库珀的“新帝国论”存在误读，将它与美国的“新帝国论”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第一，库珀的“新帝国主义”不是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库珀的“新帝国主义”是自愿合作的“经济帝国主义”或者“毗邻帝国主义”或“自卫的帝国主义”（他在文章中用法不一），其目标是通过欧盟的扩大，建立一个“合作帝国”。“合作帝国主义可能成为最适合有着实质性改变的后现代国家的地方政治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每一个成员都参与政务管理，没有一个单一的支配性的国家，且其施政原则不是种族的，而是法律的” 。显然“合作帝国”中没有美国。事实上，在库珀看来，美国还处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的过渡中，“美国政府或国会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者愿望尚不明确，或者说是否需要和愿意接受与后现代的欧洲同等程度的开放、相互监督和干预带来的后果尚不明确”。库珀的这些言论暗示了欧洲国家的社会身份比美国高，所处的历史进程比美国超前，欧洲国家已处于后民族国家阶段，而美国还处在民族国家阶段。库珀当然不喜欢美国的“单极霸权”(Unipolar Hegemony)，更不喜欢美国这个“新帝国”。第二，美国的“新帝国论”虽然像库珀的“新帝国主义”一样承认前现代国家（美国称之为“失败国家”）对世界秩序构成的新挑战，但美国的“新帝国论”并没有提出重新殖民化的主张。第三，美国的“新帝国论”是一场革命，旨在推翻现状，重新塑造一种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而库珀的“新帝国论”并不想“修改”现有的国际法，反而还要完善和加强全球法制，以法治方式进行全球治理，最终形成一种类似国内社会的国际法律秩序(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当然美国的“新帝国论”与库珀的“新帝国论”也存在着共同之处，即两者都主张在“我们”与“前现代国家”或“传统现代国家”（美国称之为“转型国家”）的关系中遵照丛林法则（而不是“我们内部的法律原则”），即使用暴力、先发制人和欺骗手段来取得胜利。

　　保守主义者信奉的这些国际关系或外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保守主义主要强调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强调维护美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众所周知，保守主义是共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是民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当共和党在朝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占主导地位，如尼克松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时期；当民主党当政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保守派精英的批评、对宏观战略的引导作用及保守派民众的政治态度对某项具体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如克林顿时期。

　　尼克松时代

　　尼克松上台之时，美国正处于“内乱外困”：60年代各种各样的运动极大地分裂了美国，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国际上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伤亡不断，而又欲罢不能，失败主义使美国人对于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而就其实力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对苏联不存在优势，在经济上受到欧洲和日本盟国的追赶。相对于冷战初期而言，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已受到很大削弱。一向以反共著称的保守派尼克松，凭借其在漫长的从政经历（尤其作为艾森豪威尔长达8年的副总统）中获得的对国际事务的广泛了解和敏锐嗅觉，意识到他需要对美国外交作出重大调整，才能保住美国世界头等大国的地位。在与其观点一致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帮助下，尼克松提出要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和道德来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均势”、“缓和”、尼克松主义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主题词。尼克松-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是由几个大国之间的实力平衡而决定的，历史上长久的和平大抵是由均势来保障的。尼克松相信五极平衡，认为“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为了解决越南问题、使美国军队“体面地撤出”，尼克松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年就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三项原则：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义务；第二，在盟国或对我们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核威胁时，美国将提供保护；第三，如果这些国家受到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但防御或抗击侵略的主要人力由这些国家自己负责。“尼克松主义”被普遍认为代表了美国战略上收缩，表明美国今后将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出发审慎决定是否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进行干涉。尼克松政府一改20年来美国外交中肯尼迪的那种美国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克服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 的过度干涉主义及60年代反战运动中那种全面撤退的孤立主义。

　　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主要是“缓和”（détente）战略，表现在：

　　（1）在东西方关系中，尼克松摒弃长期以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遏制”战略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只有苏联改变其意识形态或国内制度，美苏才能真正实现缓和。虽然在内心里，尼克松也是一个美国例外论者，相信美国比其他国家道德高尚，对于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甚至私下里推崇威尔逊总统， 虽然他对于共产主义绝无半点同情之心，但他承认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是为了追求它自己的国家利益，正如美国捍卫西方世界的自由是出于国家利益一样。为此，他从现实主义出发，承认苏联的实力地位，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并在1972年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在2002年被小布什废止），目的是通过谈判，实现战略稳定，暂时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解决越南问题提供喘息之机。

　　（2）在大西洋关系中，尼克松力图弥合美欧之间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分歧，保持盟国内部的团结，既强调美国在北约的领导作用，又注意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协商，在美苏谈判中尽量与盟国通气，避免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保证产生疑虑，承诺不单方面撤出驻欧美军。

　　（3）为了对付苏联的战略威胁，尼克松政府试图捕捉时机，利用中苏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在中苏边界冲突之后，探寻打开中国大门，与共和党中国发展关系，这同正在寻求同美国和解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的中国不谋而合。由于尼克松一向反共，因此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不必担心会被国内的保守派攻击为与共产党专制国家妥协。事实上，发展对华关系是尼克松外交中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时至今日还为外交史学家津津乐道。从国家利益来考虑，发展对华关系也改善了美国的战略地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在反对苏联扩张中的准盟国。

　　（4）在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一直在寻求“胜利”或“退路”，但此前由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僵硬的思维方式，美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一直找不到战争出路。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从而改善了其战略地位后，美国最终撤出了越南。

　　（5）美国通过“穿梭外交”，成为影响阿以和平进程的最重要的角色。阿以双方逐渐认识到，没有美国，阿以和谈既无从谈起，也肯定无果而终，因为只有美国有能力对阿以双方施加压力和影响。

　　显然，在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中，保守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上。如上所述，尼克松和基辛格持保守主义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保守主义者都赞同或支持他们的外交政策。相反，国内不少保守主义者批评他，为了搞“缓和”对苏联让步太大，为了改善对华关系，背弃了“台湾”这一老“盟友”。而尼克松则一再声明他的缓和是以实力为基础，以原则为指导，以谈判为手段，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的。

　　里根主义

　　里根当政时期，1979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一是在伊朗爆发了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世俗的亲美巴列维王朝。伊朗新政权不久将美国驻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二是苏联侵略了原来作为美苏争夺的缓冲地带的阿富汗，在战略上摆出了一幅攻势。在美国与苏联搞“缓和”时，苏联却在设法获得其战略优势。更令美国不安的是卡特政府没有及时解决“人质危机”，这极大地打击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并加重了美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里根主义的核心是反共，即美国支持世界上的一切反共力量，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尤其是要击退七十年代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侵略扩张。里根重新燃起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较量，他把苏联称为“非法帝国”、“邪恶帝国”，把美国同苏联的较量看作是善与恶之争，从不怀疑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里根在安全政策上的做法是，增加国防预算，研制“星球大战”计划，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在1980-1986年间，美国的国防预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2.2%。在外交政策上，里根政府以实力为后盾，以进攻的姿态争取战略优势，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只要是反苏反共的一概支持，不论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是萨尔瓦多的独裁政权，也不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还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安全观，因为无论新保守主义还是老保守主义都强调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安全。新保守主义者对里根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大，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甚至在里根政府中出任职务，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担任了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珀尔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部长。

　　在保守派的思想库中，胡佛研究所对里根的影响最大。成立于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在此前影响较小，但在里根时代却显赫一时，原因是：（1）它出版的《80年代的美国》一书全面反映了保守派对美国国内外议题的看法。在美国对亚洲政策上，它提出了“平衡战略”的建议，认为美国不应从亚洲撤军，也不要与日本、中国组成反苏统一战线，而应当在亚洲各种力量之间维持均势，这一建议后来成为里根政府亚洲政策的主轴。（2）里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有15人来自胡佛研究所，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国安安全委员会顾问理查德•V•艾伦(Richard V. Allen)、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享利•罗恩(Henry S. Rowen)、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应当说，里根的外交政策既受现实主义影响，又受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影响。

　　里根是冷战时期第一位将进攻性的道德讨伐和进攻性的地缘战略结合在一起的总统。不过在其第二任期，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以1985年美苏首脑日内瓦会议为开端，美苏之间进入了新的缓和阶段。

　　与尼克松相比，里根得到了保守派更多的支持，这除了其所处的形势或客观环境外，也与其个人风格分不开：里根是一位具有强烈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又善于与媒体和国会打交道。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强硬的政策、明星式的政治表演深得保守派的欣赏和支持。

　　克林顿时期：共和党在野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共和党在野时，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保守派精英人士对政府外交战略的引导作用；二是保守派民众的政治态度对某项具体外交政策的影响。

　　保守派精英人士一方面通过外交理论来引导美国的外交战略，如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方面通过言论来影响战略的制订。保守派中拥有大量的国际政治战略家，他们中有的是重要刊物的编辑，如《国家利益》的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旗帜周刊》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外交》杂志前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有些是思想库的主要成员，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托马斯•唐纳利；有些则是学界名人，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塔克尔、哈佛大学的萨缪尔•亨廷顿，他们在理论界和新闻传媒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者和公众对国际问题的认知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人们有一种印象，保守派赞同新孤立主义，对此保守派的精英矢口否认，如保守派杂志《国民评论》声称，这是传媒误导的结果，是一种错觉。毋庸置疑，保守派中的确有一些人赞同新孤立主义，但传媒往往作了夸大。 迈克尔•P•奴南对保守派的164位专家学者（他们中有老保守派、新保守派、中间派和自由意志派，前二者占72.5%）的一份调查也显示出，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赞成美国继续充当“世界领袖”。 如前所述，保守派内部国际主义派与孤立主义派的斗争主要是在新保守派与极端的老保守派之间进行的。

　　保守派对克林顿政府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的态度是：（1）批评克林顿的外交－防务政策缺乏一致性，让人捉摸不透，如他在维和行动或对外干预方面，从积极（1993年在索马里和海地）到消极（对卢旺达内种族大屠杀袖手旁观）再到积极（如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对华政策上从1993年将人权与贸易挂钩到1994年的脱钩政策，再到1997年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从不支持到大力支持，做了180度的大转变。（2）批评克林顿在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没有分清什么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什么是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次要的利益 ，以致美国不必要地卷入与己无关的海外冲突，分散了美国的力量。（3）不支持克林顿主义，即科索沃战争后所确立的“新干涉主义”，强调国家应在力量、代价及效果方面寻求平衡。（4）对多边主义不满。如上所述，保守派的多数意见认为美国应自行其事，不应受多边义务的束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老保守派和自由意志派，他们认为，实行多边主义的结果会损害美国的主权及削弱美国的民族认同。

　　相比之下，保守派的民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与保守派的精英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多有内倾化或孤立主义的情绪。 这些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外交政策，如在民意测验中的表态、利益集团或非政府组织的游说，以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主要是通过对立法的影响。尽管多数议员未必是新孤立主义者，但由于选民的关注点主要是国内问题，因而这些议员在立法议题上的选择是，国内议题优先于国际议题，如在第104届国会中，预算鹰派战胜了防务鹰派，即要求平衡预算的主张战胜了要求增加国防预算的声音。此外，外交问题的边缘化也使一些议员对出国旅行不感兴趣，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梅已有13年没有出过国门，他的一些同事甚至根本没有护照。

　　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年中，在民众和议员中新孤立主义有所抬头，具体表现为：第一，国会对多边机构十分轻视，一些共和党议员甚至提出美国应退出联合国的建议。与此相应的是，国会迟迟不批准美国拖欠联合国的款项，直到“9•11事件”后国会才同意交纳美国所拖欠的款项。此外，国会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中所承担的经费份额也非常不满。第二，对政府外事部门的拨款连年下降，一些原来独立的外事部门也在国会的要求下进行了缩编，如美国新闻署、美国军控和裁军署、国际开发署等被并入国务院。第三，对外援助被大大削减，冷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第四，强烈反对美国军队在其它国家司令官的指挥下执行多国部队的维和任务。第五，反对干涉政策，除非事关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对此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凯•贝利•哈奇逊说“一个超级大国在与地区冲突保持一定距离时是可信的和有效的，但当美国训练有素的军队成为全球的保姆时，它就非但不可信而且无效了。” 按照她的设想，美国只要为自己及其盟国提供导弹防御保护就行了，其他诸如维和这样的事情应交给盟国去做。

　　总之，在民主党总统当政时，保守主义仍可以通过保守的舆论和国会立法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布什主义

　　乔治•W•布什总统身处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后冷战时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它的国防费用是排位在它之后的十四个国家防务开支的总和），在经济上经过十年的繁荣增长，它与其他国家的优势进一步扩大（2003年它的GDP相当于排位在其之后的六个国家的总和），在绝大多数的关键技术领域里享有很大的优势。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前，美国表面上没有战略对手，本土安全无忧。在国内，保守主义运动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美国社会更加趋于保守。乔治•W•布什的上台主要归功于保守派的支持，他不仅因获得保守派选民的支持而在预选中战胜了竞争对手麦凯因，从而获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而且在正式选举后的选举诉讼战中因保守派法官的支持而以微弱多数获得有利的裁决，从而以微弱多数的选举人票获胜。

　　保守派对布什政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全方位的。首先，布什政府第一任任期中充斥着保守派人士，除了国务卿鲍威尔、环保局局长托德•惠特曼是共和党内的温和派，交通部长诺曼•丰田是民主党人以外，其他阁僚，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康多利萨•赖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等，都是保守派。其次，布什接受了保守派中各派的观点，例如，他接受了经济/财政保守派观点，上台后最优先考虑的国内政策是减税；接受了外交/防务派观点，把安全问题看作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在安全问题上，支持保守派的导弹防防御计划；还接受了社会－文化保守派的观点，把“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当作自己政治哲学，而其基础是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小布什上台后在白宫建立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创议”（Faith-Based Innitiative，缩写为FBI）办公室，这深受“宗教右翼”的欢迎。再次，在思想库中，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对布什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向布什内阁输送了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吉姆•霍尔姆斯（Jim Holmes），后者向布什政府输送了包括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Larry Lindsay)、鹰派人物、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前负责军控事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的约翰•伯顿(John Bolton)等七人。

　　如同里根时期一样，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都对布什的外交政策有影响，它们影响力的消长可以9•11事件为界。在此之前，老保守派对布什外交的影响比较大，表现为温和的国际主义（或最低限度的国际主义）的影响。9•11事件后，新保守派的影响比较大，表现为“新帝国论”的影响。对于人们容易将影响布什外交政策的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混为一谈的一个合理解释是，9•11后，新、老保守派在外交－防务政策达成了相当多的共识：首先，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新、老保守派都认为，美国可以凭借其超强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用太顾及盟国和其他地区大国的反应，在外交－防务政策中要随时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说白了就是美国优先，世界要倾听美国的声音。其次，在实现目标的手段选择上，新、老保守派都将单边主义置于多边主义之上，都认为美国要保留行动的绝对自由，应享有绝对的主权，其行动不应受多边条约或国际组织的束缚。美国应首先采取我行我素的做法，其次才是双边联盟，多边合作对于它来说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第三，新的安全形势需要新的安全战略，两派都认为“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攻击”是对付非传统的、非对称的威胁的可靠办法，在这一点上，新、老保守派急于摆脱他们所谓的“冷战思维”模式，即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威慑－遏制战略的冷战思维。在这种共识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用“拳头说话”而不是用“舌头”说话。第四，新老保守派都强调安全利益，注重提升美国的实力，特别注重保持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当然，共识多并不等于没有分歧，而且无论是在新保守派还是老保守派内部都绝非没有分歧。

　　冷战时期反共反苏的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在冷战后转向反共反华，9•11后转变为反恐反伊。它素有“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强调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并主张“新威尔逊主义”或强硬的威尔逊主义，追求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变独裁性质的政权，适时推进和扩大美国的价值，建立亲美的民主政权。

　　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派在思想理论和实际决策两个层面对布什的外交/防务政策产生了影响， 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保守派“催生”了布什主义。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没有多久，“布什主义”的提法已不绝于耳，这种冠以总统名字的“主义”或外交政策学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出炉”，在美国历史上尚不多见。布什2001年３月４日在罗纳德•里根号军舰上的讲话中鼓吹“扩大自由”。美国安全政策中心负责人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很快于3月13日给它贴上了“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的标签。《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题为《布什主义初露端倪》的文章分析说，布什主义类似于里根主义，都突出美国的价值观，换言之，就是在外交政策中“以意识形态划界”。6月14日，克劳塞默在分析“布什主义”时说，布什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单边主义。到9月20日，当小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提出“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同流合污”时，布什主义提出了一个二元模式，现在二元论不再是“自由”对“专制”，而是“我们”对“恐怖主义分子”。它不仅是对9•11事件的一个直接反应，也是新保守派一直坚持的“自由对专制”的二元论逻辑的延伸。

　　2002年1月20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令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惊愕的“邪恶轴心”（Axis of the Evil）论，正好契合了新保守派的自由与极权势不两立的思维模式。“轴心”暗示着那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类似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法西斯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邪恶”则不仅让人联想冷战时期被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也包含了老保守派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念：光明一定会战胜邪恶。此外，新保守派的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和汤姆•唐纳利(Tom Donnally)等也为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要用“先发制人”或“预防性的”战争行动来对付全球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声叫好，尤其是为了改变“邪恶轴心”国伊拉克政权的行动。布什说：“反恐战争的第二个方面超越恐怖。这是一场反对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的专制政权的战争。如果必要的话，它将是一场先发制人的、单边的战争。” 这使得新保守派认为，在苏联解体10年后，美国终于明白了新保守派一直鼓吹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并有了承担这种作用的战略，小布什做了他父亲和克林顿总统所没有做的，但早就应当做的事。他们认为，布什主义既不是克林顿总统的多边主义（呼吁联合国、相信军备控制、对和平进程抱有希望），也不是老布什总统搞的传统现实主义，而是通过肯定或实施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原则（即自由）来赢得持久和平和安全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威廉•克里斯托尔在评论布什2002年的国情咨文时说：“布什表明他理解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根除恐怖主义，然后重新回到从前的状况；我们的任务也不仅是管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对专制国家的威胁，我们的任务是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除这些对我们的自由和文明的威胁。”

　　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讲话中明确提出，将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取代过去的遏制战略。同时，小布什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世界的主要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至此，布什主义最终成形。 比较起来，布什主义与里根主义更相像：两者都强调意识形态的对抗（新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者都强调善恶之争，非此即彼；两者都强调以实力为基础的强硬；两都强调以进攻来实现安全；两位总统都相信直觉、本能；两位总统都对复杂的世界事务不胜了了；两位总统都受到保守派的影响和大力支持。所不同的是，里根面对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敌人，而布什面对的则是非传统的敌人；里根时期的美国实力远不如今天的美国这样强大，但布什的跨大西洋关系远不如里根时期那样友好。

　　（2）大造“倒萨”的声势，鼓吹伊拉克战争。1991年，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支持老布什的海湾战争，而在9•11，所有的新保守派一致支持并鼓吹“倒萨”，即推翻萨达姆政权。还在阿富汗战争打响后不久，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就纷纷在美国主要报刊和电台上撰写文章或发表政见，营造声势，鼓吹“倒萨”。早在2001年10月，理查德•珀尔就认为反恐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伊拉克，是“倒萨”，如果反恐战争结束时萨达姆还在台上，那么就不能说“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因为萨达姆对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挑战的总象征。2001年11月19日，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公开谴责伊拉克等四个国家在继续发展生物化学武器，第二天他又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伊拉克与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直接关联，并敦促政府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因为“对付萨达姆的唯一手段就是摧毁他的政权”。克劳塞默在2002年年初分析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报复和伸张正义的阿富汗战争，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克的战争，目的是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搞掉萨达姆，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性质。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20日终于请求国会授予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来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会两院经过辩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小布什终于拿到了对伊拉克的开战权。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士普遍认为，1991的海湾战争没有搞掉萨达姆是重大的失误，无异于放虎归山，结果遗患无穷，这次反恐一定要吸取前车之鉴。推翻萨达姆政权可以达到三个目的：防患于未然，不让恐怖分子用生化武器来危害美国的安全；杀鸡儆猴，让那些不负责任的极权国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伊拉克身上吸取教训；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自由、民主。

　　（3）对中美战略关系性质的认识。后冷战以来，保守主义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是（1）总体上突出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视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2）维护与台湾的关系。199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公开称台湾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并表示要继续维持1979年国会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甚至把对台湾的安全威胁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主张向台湾提供各种防务武器，包括高空战区防御导弹，宣称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3）在战略利益方面，共和党虽然表示中美要互相尊重，但在涉及武器扩散的问题上，则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态度。（4）强烈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态度强硬，不愿给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保守主义思潮对华政策（包括其他对外政策）的准则是现实主义，即从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得失，制定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政策；讲究均势，看重并尊重实力。在过去的对华政策中，共和党常常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对华关系，如尼克松时代和里根时代。然而，今天的共和党已非七、八十年代的共和党了，保守主义在共和党中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国会和国防部，这两个部门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作用可能消极面大于积极面。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论”和“实力论”决定了他们反华反共的基本立场，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性质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憎恶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蓝队”（Blue Team）。 他们的反共反华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保罗•沃尔福威茨早在1999年就与威廉•克里斯托尔等人联名写信呼吁政府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其编纂的《当前的危险》（the Present Danger）一书中，将中国看作是美国潜在的战略上的敌人；克劳塞默则一再强调中国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新保守派倾向于认为两国将走向冲突，因此他们主张美国对华政策应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新保守派大都“亲台”、“保台”，主张对台湾出售平衡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的防御性武器，坚定不移地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敦促政府拒绝接受“武力方式”。

　　（4）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2002年9月20日，美国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贯穿了布什主义：在非传统的、非对称的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取代传统的威胁后，美国的安全战略也应当从冷战的遏制战略转为先发制人的战略；美国的这一安全战略立足于自身实力和单边行动的能力，在需要的时候美国将与盟友或地区大国进行双边协调，而只有在对实现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用时它才诉诸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多边主义是手段而非目的，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使命。引人注意的是，有人认为，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政策报告“重建美国国防”是布什“新国家安全战略”的蓝本。参与起草报告的托马斯•唐纳利说，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中的人对该报告的政策建议并不十分感兴趣，是9•11事件促成了新保守派的意见被采纳。

　　美国的大战略显示出“新帝国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新保守派、老保守派和自由派曾在美国的实力地位评估、美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及美国的大战略的问题上争吵不休，9•11后三派之间以新保守派的主张为核心取得了某种共识，这些共识是：

　　（1）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实力地位？9•11后的反恐战争凸显了美国在国际上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这是“新帝国论”产生的大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美国的兴衰”的大辩论表明美国人对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的认识存在分歧，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处于衰落中，其原因是军事上的“过度扩张” （overstretch）；自由派学者约瑟夫•奈则认为“美国注定领导世界”， 理由是，评价一国的力量不仅要看它的“硬实力”（基本的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而且还要看它的“软实力”（国家的凝聚力、文化的全球性普及程度、在国际多边机构中的作用等），结合有形方面和无形方面的力量，美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在阿富汗战争后，“新帝国论”呼之欲出。2001年底，威廉•克里斯托尔领导的“新美国世纪计划”就提出支持一个令人自豪的美利坚新帝国的主张，他们认为“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的讨论到此结束，美国事实上就是一个帝国，不论美国人是否愿意承认，别人都会这样看。 克劳塞默亦撰文“再论单极时刻”，称世界已从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历史已经给了美国一个帝国，除非美国自己不愿意维持。 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同样认为，“如果今日美国的优势尚不能构成单极，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构成单极。” 就连保罗•肯尼迪也承认：今日美国的世界性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无可比拟的：查理曼帝国仅局限于欧洲，罗马帝国存在的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区域性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迪帕克• 拉尔（Deepak Lal）宣称“帝国”不公正地蒙受了不白之冤，其实历史上帝国总是在被征服者中增加了和平与繁荣，而帝国秩序崩溃后，和平与经济就遇到了困难。有人干脆将美利坚共和国比作“新罗马帝国”，认为“21世纪的美利坚既是共和国，也是帝国”，今日的美国就相当于古代的罗马。“古罗马是霸权的典范，它用各种手段在一个失序的世界里促成了秩序，”当然今天的美利坚帝国的影响范围要比古罗马大得多。 布鲁金斯协会的伊沃•戴尔德（Ivo Daalder）也出来为“民主帝国”正名，他说，“民主帝国”的定义是“用美国的力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按美国的样子来改造世界的某些地方，使之成为一个更加民主和繁荣的地方”。“民主帝国”使这些国家更加自由，更加向全球化开放。他假设，如果这些国家变得像美国一样，它们就不太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甚至民主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前第一夫人、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说：“显而易见，就其无与伦比的实力而言，我们美国真正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论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是一个帝国……” 这样，不同派别的人现在都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是无可匹敌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了。

　　（2）什么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当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苏联跨台后，美国人对安全的威胁来源一度感到迷茫。新保守派一些人很快敏锐地指出，美国安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弹道导弹及其它先进武器技术与“无赖（或流氓）国家”的结合，这使一些“相对落后的处在边缘位置的小国……（能够）迅速成为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威胁”，“美国必须准备好在自愿参加的盟国的支持下单独行动”。 自由派与老保守派虽然也认识到大规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但并没有确切地将它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一些潜在的、未来有可能对美国的地位进行挑战的对手视为敌人。9•11后对于新保守主义者变得明朗的是，非对称性的、非传统的威胁已成为对美国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对付恐怖主义或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已成为美国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与此相应的是，在军事上，自由派认为威慑－遏制战略并没有过时，而新保守派则认为，应当超越冷战思维，遏制战略已经行不通，由于恐怖主义分子或“无赖国家”根本不会被威慑，对付非传统的威胁最有效可行战略就是先发制人，御敌于外，保障美国的安全。先发制人的战略基础首先是美国拥有用高科技和庞大军费武装起来的超强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改变了传统战争中美国人必须付出惨重伤亡才能赢得胜利的规则。9•11后的形势迫使自由派赞同对恐怖主义者采取某种程度的“先发制人”的行动。

　　（3）在美国与世界交往时，是遵循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冷战初期，美国出现了新孤立主义的倾向，一些老保守派人士认为苏联已经跨台了，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外部威胁可以担忧的了，因此主张减少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回到正常状态”（Back to the Normalcy）——美国不仅是生活在“山巅之城”(a City on the Hill)，而且可以生活在“山巅之城堡”(A Castle on the Hill)里。这种孤立主义情绪非常普遍，民众普遍对外交事持冷漠态度， 以致于有“钢女人”之称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做处理国际事务的同时，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做国内公众的工作，呼吁国民支持美国的外交，强调美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国家”(the indispensable country)，世界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利害相关的。在孤立主义弥漫的气氛中，新保守派一直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笃信不疑，相信“由于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和经济实力，在击败对世界的两大独裁专制威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它在全世界广泛的独特的利益，美国在世界上建立和维持一个和平秩序中无法逃避起领导作用的负担和责任。” 由此可见，精英的主流派，特别是自由派与新保守派都赞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主义。

　　9•11后，保守主义派中的孤立主义情绪荡然无存，老保守派也不再对美国的世界作用进行置喙，并且迅速向新保守派靠拢。与此同时，民众也变得大力支持美国的领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外交和国防开支占预算的百分比迅速上升，还表现在绝大多数国民在开战前都支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4）应如何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哪些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哪些是重要利益、哪些是一般的利益上，自由派与新保守派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新保守派主张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将战略利益与价值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它的国家利益定义既有别于自由派广义的与价值观相联的利益定义，也不同于老保守派过于狭隘的物质层面的国家利益。前者可能导致美国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而进行军事干涉，而这被新保守派讥讽为是充当“国际保姆”。在新保守派看来，一些关键国家的“政权改变”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为此在必要时，美国不得不甚至动用武力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并在此之后承担它们的“国家重建”的工作。 9•11后，新保守派的国家利益观获得了支持。

　　新保守派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帝国，美国的责任是建立和维持秩序。 也就是说美国应当扮演“世界行政司法长官或世界警察”的角色，即维持世界的稳定、和平及秩序。对此老保守派也大加赞同，康多莉萨•赖斯（Condoleazza Rice）也说，“……美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唯一担保者”， 美国军队是用来干大事的，不是用来充当政治调解人和负责维和的，总之，美国不当“国际保姆”。9•11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使新保守派的论调更有说服力，美国决定做好“世界警察”的工作。

　　（5）采取何种政治和军事手段。在外交上，自由派主张采取多边主义，通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组织等一些多边安排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即使是在需要动用武力时，也要取得合法性，即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或北约的同意。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好方式是机制霸权加均势霸权，这些手段在冷战时期行之有效，在后冷战时代仍然可以经过修补用来维持美国的霸权。通过多边机制，美国付出失去一些单边行动的自由的代价，换来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对美国有利的秩序。 而新保守派则主张单边主义，保持美国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自己确定威胁，自己对付威胁，自己设立标准，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束缚和“挟制”。新保守派批评多边主义行动是“谋求建立一种不以国家主权和力量为基础，而以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甘愿让大巨人受小人国的束缚。而单边主义的目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美国无可匹敌的地位，也就是维持一个单极霸权格局的世界秩序 。

　　9•11后的国际局势使单边主义占了上风，新保守派继续为单边主义鼓噪，认定“单边主义的实质就是：我们不允许其他国家，无论意图多么良好，来阻止我们追求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基本的安全利益。” 老保守派显然赞同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拉姆斯菲尔德的口头禅就是：“是任务决定联盟，而不是联盟决定任务。”

　　（6）什么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约瑟夫•奈称之为指导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北极星”。 在90年代曾经争论不休的几种战略选择——新孤立主义、选择性参与、合作安全和优势主导中，美国所选择的是优势主导的霸权战略，并且现在正在向帝国战略过渡。这种战略强调的是美国的“一超独大”的地位，关心的是美国的行动自由，要提防和阻止的是出现一个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战略对手，要实现的是尽可能长久的美国“单极霸权”，要建立的是美利坚“新帝国”。这种大战略主张美国依靠强权，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扩展到全世界，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新秩序——即自由的国际新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战略包括五个支点：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政权改变、国土安全和绝对优势。

　　伊拉克战争是对“新帝国论”大战略的一次实践和检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要为“正义事业”大胆地、不受限制地、单边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布什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三周前讲得很明白，美国推翻萨达姆的目标之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防患于未然；二是为了在伊拉克实现自由，美国绝不允许用另一个独裁者来代替现在的独裁者。 沃尔福威茨则更加明确地说：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榜样”，叙利亚、伊朗人民将从中得到启发，沙特、埃及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感到不安，从而实行改革；纠缠不休的阿以问题也可以最终得到解决。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虽然认识到伊拉克战争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但他们认为无所作为的危险比行动的危险更大，何况美国的安全不仅建立在强大的国防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自由上。上个世纪美国曾击退了德国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并将德国和日本成功地改造为和平民主国家，俄罗斯也发生了政权的和平演变。“新帝国论”者认为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为未来提供了指南。

　　“新帝国论”的反对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强大，但是它并非无所不能，美国不可能像改造德国或日本那样来“改造”伊拉克，原因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和宗教构成相对单一，而在伊拉克存在宗教、种族、部族的内部冲突。况且，即使美国能够成功地改造伊拉克，它能否被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仍未可知。

　　美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但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充满了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为解决阿以矛盾而设计的中东和平“方案”也非常脆弱，极易搁浅。“泛中东和北非”民主计划虽然出现了一些美国人愿意看到的景象：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实现了全国普选；在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叙利亚军队从该国撤出；吉尔吉斯斯坦继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之后发生了“郁金香革命”。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在这些地区涌动。但是负面的图景是：虽然伊拉克战争结束两年了，但其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爆炸和伤亡事件从未间断，美国国内要求撤军的呼声在加大；而近来在巴勒斯坦的地方选举中，激进的哈马斯组织获得了优势，在黎巴嫩南部的选举中真主党获胜。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些反美的政治领导人，美国将如何与之打交道？

　　总之，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化及中东秩序的未来决定着“新帝国论”能否成为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