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海峡两岸的分裂是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后遗症。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招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与海峡两岸长期分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美国/中国/朝鲜战争/台湾问题

　　1949年底，国民党退守台湾，在中国内战中积极援蒋的美国杜鲁门政府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美国对华政策完全失败，决定放手中国内战。美国此时的基本对华政策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的内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将接受北京控制整个中国的事实。

　　美国这一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再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政策，却因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而中断。朝鲜战争爆发不仅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而且招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与导致海峡两岸长期分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决定将全国工作的重心转入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复员。军事上的战略目标是准备发动解放海南岛与台湾的渡海战役。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东南海沿岸集中数十万主力，随时准备渡海解放国民党军队退守的最后一座孤岛——台湾。新中国的领导人向全中国与全世界宣誓，台湾不解放，中国的统一就不完整。台湾本是中国领土，甲午战败后割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盟国在协商解决日本问题的《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中，确认日本在中国窃占的土地战后归还。盟国的协议使得日本发布《无条件投降书》时宣告，“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派员接管了被日本强占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宝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美国华府政坛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如前总统胡佛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塔夫脱等，竭力鼓吹动用美国海军协助台湾国民党军队抵抗中共。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建议，派美国军队占领台湾，根本阻绝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国会中由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中国集团”，如诺兰、布里奇斯、麦卡托、韦利与贾德等人，继续游说美国行政当局在经济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1]执政的民主党杜鲁门政府，虽然在中国内战爆发后一直援蒋，但此时完全承认对华政策全面失败，并对独裁腐败、没有效率的蒋介石政权丧失信心，相信中共的胜利不可避免，国民党政府的历史终结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共控制中国的事实。[2]因此，杜鲁门政府虽然当时不情愿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但也无视共和党反对议员鼓吹的继续援蒋的主张，开始准备从中国内战中彻底脱身，由国共双方最后定夺台湾。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指示，强调“台湾从历史和地理上看，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没有特别的军事重要性”。[3]言外之意，台湾既然属于中国，军事上的地位也不重要，美国在未来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卷入台湾海峡的冲突。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进一步指出，在防务上，美国并不真正那么需要台湾。[4]意即如果中共要解放台湾，美国无能为力。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有关声明中阐明了对台政策：“美国对福摩萨（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福摩萨获得特别权力或建设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寻求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同样，美国政府将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给福摩萨的中国军队。”[4]美国政治家分析，杜鲁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表明了美国不再插手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不会军援蒋介石，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简言之，如果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海峡两岸开战，不过是中国内战的继续，美国将不会介入。[1]（pp.35～36）此时的杜鲁门政府非常清楚，中共迟早会解放台湾，中国的统一乃大势所趋，美国只能作壁上观。这一时期，除了经济上的若干援助，美国基本上已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援。艾奇逊后来在阐述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时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政府中没有负责任的官员或军人认为我们应把我们的军队卷入该岛”。艾奇逊及其国务院的官员们预料，北京很快就会攻下台湾，他们甚至已在内部准备好了在台湾易手、国民党垮台后如何因应局面的指导情报文件。[5]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关于美国对太平洋防线的谈话中，将日本、冲绳、琉球群岛与菲律宾划入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绝口不提台湾，有意把台湾放到美国的亚洲防御圈外，他甚至在地图上划一条弧线，明确地将台湾与南朝鲜排除在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以外。[6]美国大多数民众也认识到，中共很快就会占领台湾，蒋介石政权不久就会彻底垮台，大多数美国公众不愿意看到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一结局的发生。据1950年1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18％的人赞成提供财政援助和战争物资给蒋介石军队，13％的人赞成使用美国军队防卫、维持台湾现状，但却有30％的人主张美国政府根本不应管。其余的人或有其他看法或根本没有看法。[1]（p.36）美国舆论指出，绝大多数美国民意表示没有必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浪费美国人的生命去帮助防卫一个令他们极其失望的、退守到一座孤岛上的国民党残余政权，美国民众公开反对政府采取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任何政策与举措。[1]（pp.34～36）这个时期，除了美国国会中的若干抗议声浪外，美国朝野基本达成共识，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的内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与国民党蒋介石多年的关系即将画上句号，美国将在等待尘埃落定后决定未来对华关系。

　　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学教授约翰。W.斯帕尼尔认为，杜鲁门政府宣示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实际为北京解放台湾开放了绿灯，美国人相信北京会在1950年底以前取得台湾，北京将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美国随后将会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7]因为预期北京不久会解放台湾，蒋介石政权行将终结，杜鲁门与艾奇逊向全世界的美国驻外使节发出通报，准备应付中国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后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与冲击。[6]（p.253）

　　二

　　在杜鲁门公开提出美国不提供台湾军事援助、不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声明后，不到半年，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急转弯。杜鲁门不仅在当年6月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且重新在军事与财政上援助蒋介石，直接而公开地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

　　杜鲁门食言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直接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战争是美国改变远东及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8]它的爆发，使美国完全改变此前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方针，不仅立即卷入朝鲜战争，而且重新干涉中国内战，并逐步加强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援助，美国开始在亚洲对中国及共产主义实行全面遏制政策，视其为在全球对苏实行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美苏斗争的观点出发，立即认定它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制止。杜鲁门说：“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自由国家，那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临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良的影响”。[9]艾奇逊表示，美国“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防线的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做更多的反击”。[10]总之，美国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新扩张，美国不立即作出有力反击，保护其在亚洲的一个盟国，就会在亚洲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结果将会损害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袖地位，整个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就会破产。基于此，美国迅即介入朝鲜战争，并重新调整在亚洲的军事战略部署。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一早，坐镇东京的美国远东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就获悉了朝鲜战事的战况报告，立即提出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同意后转给杜鲁门总统。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鲜，且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台湾极具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注：见王楚英（原台湾国民党五十二军参谋长暨国防部总政治部专员，1954年4月1日，经香港起义回大陆参加革命，后在南京市政协工作。他是蒋介石三度妄图派遣五十二军参加朝鲜战争事件的见证人）：《蒋介石三度妄图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页。）

　　得悉朝鲜战事后，蒋介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对南朝鲜进行最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6月26日，蒋同费尔德等人研究后，决定派遣台湾最精锐的五十二军（附十三师）约32000人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五十二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决定仍由郭永担任该军军长，由第二师师长侯程达、二十五师师长李有洪升任副军长，高雄守备区参谋长王楚英任五十二军参谋长，十三师干部保持原状。规定五十二军在朝鲜战场直接受命于麦克阿瑟将军，且受其派驻南朝鲜的代表的节制。[11]6月27日，杜鲁门在白宫发表声明，一面命令驻日美军参加朝鲜作战，支援南朝鲜，一面下令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准备阻止并击退对台的任何进攻。杜鲁门说：“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因此，他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国共双方的相互攻击，声称“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合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4]杜鲁门当天发表对于台湾问题的谈话，与年初的声明大相径庭。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台政策发生根本改变，美国开始重视台湾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地位，正式将台湾列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的重要一环。[12]朝鲜战争爆发不仅使台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军事地位骤然上升，为美国插手台湾、卷入中国内部冲突提供了契机，同时也给困守台湾、孤立无助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一个绝处逢生的最佳时机。

　　7月上旬，利用美军登陆朝鲜作战之际，台湾再次主动表示愿派兵赴朝协同美军作战，向美方通报中共军队向东北调动，有支持北朝鲜侵略的企图，而且通报说毛泽东已于7月4日秘密访问了苏联，中共军队在华东大规模集结，可能于7月中旬攻打台湾，以博得美国对台的进一步关注与重视。美国中央情报局经分析认为，没有情报显示毛泽东于最近第二次访问苏联，也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将在7月中旬进攻台湾；中共军队向东北地区调集企图支持北朝鲜的消息，是国民党的宣传手段，以影响美国视听。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承诺防卫台湾已经阻延了中共进攻台湾的时间表，中共没有外力的支持，不可能攻占台湾。

　　美国中情局在7月上旬判断中国大陆不会马上攻打台湾，但对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会借机在远东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表示了关注与担忧。中央情报局认为：朝鲜战争对远东最直接、最令人忧心的影响是，国际共产主义企图通过北平政权在该地区加速共产主义。中共军队的力量加强与部署，会允许它在很少警告甚至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该地区许多地方发动军事入侵。北平政权无疑会向东南亚地区的游击行动和颠覆活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中共政权会继续增加它的非军事行动，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根据这种分析，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将新中国视为在亚洲推行扩张共产主义的危险对象，认为必须加强力量对中共进行遏制与围堵。蒋介石政权，自然被视为其在亚洲遏制中共的天然盟友和有形资产。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兼任赴朝参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其对蒋介石的援助不遗余力。6月26日，麦克阿瑟经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向杜鲁门提出了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在6月26、27和29日，三次要求杜鲁门从速接受蒋从台湾派军增援南朝鲜的建议，同时通过约翰逊等人积极促成了杜鲁门批准向台湾派驻两个中队的喷气式战斗机，从冲绳岛向台湾运去数万吨武器装备。随后又通过他们促成杜鲁门于7月27日再次发表申明，宣布：（1）给予国民党中国以广泛的军事援助；（2）由麦克阿瑟调查国民党中国军队的现状和它实现现代化的需要，提出切实的建议；（3）解除台湾对大陆沿海进行海空活动的限制，计划对大陆沿海作侦察飞行和海军巡逻，以确定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11]（p.124）

　　7月31日，朝鲜战局正酣，麦克阿瑟突然飞抵台湾与蒋会谈，商定在台湾设立美国驻台军事联络组，美台双方陆海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美国完全改变不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不向台湾国民党提供军援和顾问的初衷，开始直接在军事上与台湾国民党军队结盟，共同对付中共。

　　作为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深悉台湾在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太平洋防线中的战略作用。1950年8月17日，麦克阿瑟在给美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野营年会发出的电文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战略边界发生转移，它包括了整个太平洋。太平洋已成为我们的巨大护城河”。“我们用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所占有的从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形成的一个弧形的岛屿连环，把太平洋到亚洲海岸加以控制。”8月28日，麦克阿瑟在海外作战军人协会的演说中再次称太平洋已成为美国巨大的护城河，“杜鲁门总统6月27日的决定，已经燃起了整个亚洲的希望之灯”。如果台湾落入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手中，“就成为插入防御圈正中央的一块敌性凸角”。麦克阿瑟十分看重台湾在美国太平洋防线中的战略地位，将台湾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美国必须尽一切努力保卫台湾。[13]在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前后三次决定派遣五十二军赴朝，与“联合国军”一道作战，增援南朝鲜。杜鲁门曾表示：当他听到蒋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但由于国务卿艾奇逊的坚决反对，蒋介石的驰援计划在华盛顿三度受挫，始终未遂。艾奇逊认为，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中共必将加倍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蒋介石的军队虽然自称是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实际上却缺乏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恐怕是难以抗衡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北朝鲜共军的，又岂能指望蒋介石的军队去扭转朝鲜的局势呢？”[11]（p.127）由于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采纳了艾奇逊的建议，于1950年6月30日、12月6日两次拒绝了麦克阿瑟派蒋军赴朝的建议。蒋介石第三次要求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是在1952年5月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1952年5月12日，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离任，另一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取代李奇微成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75000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遂建议从台湾抽调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三个师的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通过，就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从台湾调一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阵风刮起后，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支援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蒋介石还是积极备战。艾奇逊坚持己见，再一次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促使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自此，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事就销声匿迹，再无人提起。

　　尽管蒋的提议未被杜鲁门政府采纳，但其投靠美国依赖美国的心态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华府的接连受挫却使麦克阿瑟援蒋的决心更趋坚定。或许是不甘心杜鲁门的桎梏，或许是出于和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及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6日电告蒋取消五十二军军援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进一步扩大对蒋的军事援助。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将打算遗弃的台湾蒋介石政权重新拾了回来，继续置于卵翼之下。美国这时不仅要协防台湾，而且更将台湾看作是一颗在亚洲遏制中国大陆与共产主义的战略棋子，一艘屹立在美国护城河中的航空母舰。正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台湾蒋介石政权苟延残喘，偏安孤岛。

　　美国前亚洲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布鲁姆认为，朝鲜战争的发生导致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将台湾置于军事保护之下，并使美国重新考虑台湾的军事战略地位及其在美国西太平洋安全中的特殊作用。[12]（p.241）

　　三

　　美军介入朝鲜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立即导致美中公开交恶。6月28日，杜鲁门发表白宫声明的次日，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介入表示了强烈抗议。毛泽东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称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不容任何外国势力插手干涉。[14]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尽管美国已派兵干涉朝鲜内战，但中国政府考虑更多的却是美国的对台政策，这种顾虑超过了正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军事战争。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卷入，封锁了中国解放台湾的通道，阻挠了中国的统一进程。[15]美国汉学家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参入了“对南朝鲜的侵略”，北京方面似乎不太愿意支持苏联武装帮助北朝鲜，相反，中国希望尽快解放被国民党占领的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16]中国军队当时的部署反映了北京领导人的战略意图，因此，北京对美国违背诺言插手台湾问题感到愤慨。麦克阿瑟突然飞抵台湾与蒋会晤，中国担心美国会进一步支持台湾国民党军队采取行动。[17]为此，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8月致电联合国，强烈指控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干涉中国的内政”，要求联合国命令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

　　美国方面并未理会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执意将台湾纳入其太平洋防线，分裂中国领土。9月20日，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提出《福摩萨问题案》，要求讨论“台湾未来地位问题”，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不让台湾落入中国手中。不久，美国又在联合国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与制裁，“围堵与孤立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随着朝鲜战争事态扩大，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在占领平壤后不顾中国方面的警告直逼鸭绿江，中国领导人感到美国和台湾蒋介石政府正在南北呼应，对中国大陆形成挟钳之势。美军逼近鸭绿江边的新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战火延至中国家园。在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答应北朝鲜政府领导人金日成的要求，派兵入朝协助北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军，保家卫国。中美军队首次交战，朝鲜战争成为中美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美在朝鲜战场的大交锋，使得因美国插手台湾问题而恶化的中美关系更加激化，双方的仇视与敌对进一步加深。

　　曾在中国多年、报道中国问题的美国新闻记者、《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的作者斯迪勒指出，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场激烈交锋，美国士兵在朝鲜战场遭受惨重伤亡，使美国人一夜间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与态度。以前，美国对中国怀有一种以恩人自居的优越感，现在却对中国感到惊恐与愤怒。斯迪勒说：“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对中国人的感觉。”[1]（p.37）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使骄横一世的美军遭受重创，美国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坚决抗击，使美军伤亡增大，陷入朝鲜战场的泥潭难以自拔。杜鲁门政府不能从军事上在朝鲜战争中获胜，且考虑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不是中国，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不是亚洲，因此决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1951年春天，杜鲁门罢免了企图将朝鲜战争升级、把战争行为扩大到中国沿海与内地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开始与朝中方面谈判接触。此后谈谈打打，直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于1953年7月中旬与朝中方面正式达成停战协议，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结束了，但中美之间的敌视并没有完结，因为朝鲜战争爆发而引起美国插手的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台湾问题成为美中互相仇视与交恶的导火索，中美之间的冷战围绕台湾问题愈演愈烈。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力图尽早结束朝鲜战争的同时，却继续抓住台湾不放，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企图把台湾培植成美国在亚洲抑制红色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与桥头堡。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杜鲁门政府一脉相承，并在干涉台湾问题上走得更远。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首次对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不再限制台湾蒋介石军队的行动，第七舰队不是用来保护中共。此话一出，蒋介石立即仗恃有美国支持，开始派军机对大陆沿海进行袭击。艾森豪威尔放虎出山、让台湾蒋介石军队骚扰大陆的目的，是想迫使北京政府在朝鲜战场上答应美国的谈判条件，使美国尽快脱身。[18]朝鲜停战之后，蒋介石仍不甘寂寞，不断地对大陆沿海进行军事骚扰与挑衅，企图在挑起战事后，将美国拉下水，达到军事上反攻大陆的目的。1954年夏，台湾海峡多次发生海上与空中冲突，情势十分紧张。9月，中国福建前线部队炮轰金门，对蒋军以示惩罚。美国立即对海峡两岸的冲突作出反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不仅要协防金门，并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容许蒋派飞机轰炸共军在福建的炮兵阵地，必要时甚至可以深入大陆内地进行轰炸，如果导致北京反击，美国将参加战斗。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中国人正在进行冒险刺探，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我们将在远东面临灾难性的后果。”[5]（pp.180～182）

　　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蒋介石政权正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可以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的权力”，对双方“任意缔约国之领土的武装攻击”，即应共同“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翌年1月6日，杜勒斯在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交的报告中声称：“此项条约将成为阻遏共产党夺取西太平洋地区阵地企图的重要力量。”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向国会提交的特别咨文中，要求国会同意使用美国军队协防台湾。随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1月25、28日通过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从而使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军援、派驻部队及在军事上的直接卷入完全合法化。[18]（pp.149～150）从此，中美关系更趋紧张。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中数次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抗与武装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准备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时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但遭到美国盟友英国与加拿大的强烈反对。美国舆论认为，台湾问题已成为美中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冲突的一颗定时炸弹。[19]

　　四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开始决定与中国接触，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在此过程中，美国认识到，台湾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1971年8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北京方面已多次表示，如果华盛顿不回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将不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会与美国开展有实质意义的贸易活动。[20]在认知与尊重中国这一根本立场的基础上，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上海代表美中双方签署了举世闻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公报明确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关于中美关系中最棘手的台湾问题，美国方面在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国方面在公报中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在公报中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与承诺，标志着美国基本上又回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对台认识及政策，它结束了美中两国长达22年的敌对关系，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1979年1月1日，美国在卡特总统任内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结束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随后撤出所有残留的美国驻台军事人员及军事设施，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商务、文化和其他民间关系。美国表示赞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但是，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美国国会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由卡特总统于1979年4月10日签署生效。该法案宣称美中建交“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来决定这样的期望”，“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将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该法案还规定美国政府可“向台湾提供部分防御性的武器”，“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19]（pp.306～308）《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表明美国虽然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仍不放弃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仍要把台湾作为保护领地，继续视台湾的独立存在为关系美国西太平洋地区利益与安全的砝码。因此，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仍是中美两国的主要摩擦点。

　　随着苏联与东欧集团的瓦解及冷战的结束，美国朝野仍维持冷战思维的部分人开始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的新敌，遏制围堵中国的声音一时甚嚣尘上。有些美国人又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反对与阻挠中国统一。台湾岛内的一些“台独”人士则在台湾当局领导人或明或暗地支持下，希望依靠美日支持，实现台湾“独立”，与中国大陆正式分离。但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台独”是行不通的死胡同，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与法理定论已记载于如《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历史文献，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各国所承认。

　　台湾与中国大陆长达半个世纪的分离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插手中国内部问题所造成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罔顾先前的承诺，立即派兵卷入朝鲜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开始向台湾国民党军队提供新的援助。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曼科尔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军援与经援，已成为中国内战的直接参入者”。[20]（p.261）华盛顿大学研究远东问题的学者泰勒博士60年代中期在国会作证时也承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世界强国”。[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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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 and Asia：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e，Vintage Books ，New York，1960，p.92.

　　[9]Harry S.Truman，Memoir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NY，Doublday，1956.

　　[10]Dean Acheson.，Present at Creation ：My years in State Department，By NewYork，1969，pp.350～356.

　　[11]见王楚英《蒋介石三度妄图出兵参与朝鲜战争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14、119页。

　　[12]Robert Blum ，Edited by A.Daok Barne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World Affaires，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p.117.

　　[13]Douglas MackArthur."Formosa must be defended"，US News World Report，September1，1950.

　　[1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15]A.Doak Barnett ，Vintage Books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A Challengeto American Police，New York，1960，pp.93～94.

　　[16]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HarverdUniversity Press，1979，p.386～387.

　　[17]Harold C.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An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Relations Since 1949，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p.47.

　　[18]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 ：Americ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Fourth Revised Edition ，Penguin Books ，1986，p.139.

　　[19]Edited by Richard H.Solomon ，The China Factor：Sino-American RelationsThe Global Scene，PrenticeHall，Inc.，Englewood Cliff ，New Jersey，1981，pp.33～34.

　　[20]Edit by U.S.News and World Report，A New took At Red China ，1977.

　　[21]Edited by Akira Irige ，U.S.Policy Toward China-Testimony Taken From Senate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 1966，Little，Brown and Company ，Boston，1968，p.152.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