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湖北长阳县发生了一起因警方悬红征集线索，但却在事后兑现时大打折扣的事件。一位司机在为该县警方提供了线索并使一起“凶杀案”水落石出后，警方却将原本悬赏的万元奖金折到了2000元。至于悬红打折的原因，警方负责人声称，这是由于该案的性质由最初的“他杀”变成了最终认定的“自杀”。

　　也许是因为案件性质的变化，使警方失去了一次彰显政绩的机会，心有不甘。但“凶杀”成自杀不也意味着当地命案的“减少”？无命案总比破命案要好吧！再说了，如果不是这位司机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可能至今仍在这桩“凶杀案”面前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如果将警方的悬红视为一份“要约”，它的对象就是不特定的公众，它的目的就是解开这宗“凶杀”案的谜底，它的承诺就是线索一经查证属实并使案情大白，就给予万元奖励。即使真相可能并非警方期待的结果，但对当初的承诺却必须如数兑现。

　　在现代国家，警察部门被称为人们“看得见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警局的形象就代表着政府的形象。若警察部门都不能信守承诺，随意反言，则政府公信必将在警方的“示范”下逐渐流失。一个公然对公众撒谎的警察部门，公众也会从它那里学会反言。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警方的一次反言将可能带来的“蝴蝶效应”，或许就会是一个谎言社会的肇始。

　　于这起“警方悬红大打折扣事件”中,这位司机如不能通过与警方讲“理”来讨回公道，那就只能到法院去通过讲“法”来获得保护。问题在于，这位被警方忽悠了一把的司机会相信法律进而选择寻求司法救济吗？我们的司法机关又会不会将“诚实信用”应用于个案并借此建立司法公信？

(责任编辑：李清)